她收起笑容和其他表露情绪的表情，用标准的警察职业语言陈述事实。只有像我这么熟悉她的人，才能在她那板着的脸孔下看出她有多么百年不遇地欣喜若狂。

于是我站在房间尽头，看着我的妹妹发表着那些冠冕堂皇的陈词，那让她更确信她抓住了耸人听闻的大学杀人案疑凶。她一知道他是否有罪，她亲爱的媒体朋友们也便会同时知道。她显而易见很自豪、很高兴，我哪怕仅仅稍稍暗示一下对哈尔潘的判罪有些不公正都是罪过，尤其连我自己都并不知道理由何在，甚至究竟有没有理由。

她几乎肯定是对的——哈尔潘有罪，我则是愚蠢而乖戾，因为黑夜行者不见了而借故发火。是它的失踪让我坐立不安，而不是案件中的疑犯，那毕竟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几乎肯定是这样…

又是那个几乎。我的生活迄今为止都清楚明白，可没有应付“几乎”的经验，它是那么不确定，那么烦人。没有坚定的不含糊的声音告诉我什么是什么，我才发现没有了黑夜行者我是多么无助，即便白天的工作也不再轻而易举。

我回到座位，坐在椅子上，靠着椅背闭目养神。有人吗？我试探地问。没人。只有一片空寂，在最初的疑虑性麻木消失之后，心里的缺口开始疼痛。工作能分散我的注意力，可一俟工作结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能让我从自艾自怜的情绪中摆脱出来。我一个人被孤零零地丢在充满像我一样的坏家伙的世界。至少，是像我以前那样的坏家伙。

黑夜行者去了哪儿呢，为什么它要去那儿？如果它是被什么东西吓跑的，那会是什么呢？什么能吓坏一个为黑暗而生，来到人间只是为了与刀锋共舞的东西呢？

这倒让我有了一个全新的坏念头：如果真有什么能把黑夜行者吓走，它会跟着黑夜行者，直到把黑夜行者撵得远远的吗？还是它仍然在跟着我？我是不是已经赤手空拳没有了任何保护，完全没法预先知道背后是不是有危险，直到它的口水滴到我的脖子上才发现？

人们总说新体验是件好事，可这回完全是场折磨。我越想越糊涂，也越难受。

好在，悲伤的良药是拼命工作，做些毫无意义的事。我转过身对着电脑开始工作。

几分钟后，杰拉尔德·哈尔潘博士的生平背景便展现在我面前。这个结果比单纯用谷歌搜索哈尔潘的名字所得到的复杂一些。比如，有加密的法院卷宗，花费我足足五分钟时间打开。可一旦进入，便发现工夫花得很是值得。我甚至在心里念叨起来，噢，噢，噢…由于我当时内心正一片孤寂，没人听见我的思想，所以我便大声说了出来“噢，噢，噢。”我说道。

光是寄养家庭的记录便够有看头了——不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无父无母的童年和哈尔潘相仿。因为哈里、多利丝和德博拉，我有了丰裕的家庭和关爱的家人。哈尔潘则不是，他辗转于一个又一个寄养家庭，直到他最终进了锡拉丘兹大学。

不过更有看头的，是一个没有授权不得开启的绝密文件，那是一纸法院判决。我前前后后读了两遍，这下印象更深刻了。“噢，噢，噢，噢。”我说着，每一个字都从我空寂的小办公室墙上弹回来，让人有些不舒服。因为重大发现总是在和人分享时才更刺激，所以我伸手拿起电话，打给我妹妹。

仅仅几分钟之后，她冲进我的工作间，坐在一把折叠椅上。“你找出什么了？”她说。

“杰拉尔德·哈尔潘博士有一段不同寻常的过去。”我说，字斟字酌地，免得她从桌子后面一跃而起冲过来抱住我。

“我知道，”她说“他干了什么？”

“不在于他干了什么，”我说“说起来，是生活对他干了什么。”

“别贫了，”她说“到底怎么了？”

“从头说吧，他显然是个孤儿。”

“好啦，德克斯特，说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