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量征收田税，只向地主征收，不针对佣耕者征税。之所以不针对佣耕者，有两个原因：其一，佣耕者耕的是地主的土地，佣耕者不是地主；其二，佣耕者是动的，若以佣耕者为基数征税，固然可以避免历代都大为疼的“漏田”现象，然在事实上却极难作。所以，佣耕者向地主缴租，国家再从地主之手以登记定的田数征税，是从战国时代开始一直延续两千余年的田税法则。唯其如此，此后的经济逻辑很清楚：佣耕者的一半产量中，必然包括了地主应该缴纳的田税。而地主不可能将粮全税，而没有了自家的存储。是故，秦帝国的田税只能比“什五税”低，而不可能。最大的可能是，国家与地主平分，也征收地主田租的一半为田税。如此，则田税率为十分之二五。即或再，充其量也只是十分之三。因为，秦帝国不可能将自己的社会基阶层搜刮净尽。

其一，若以“能劳”为准，将一个男丁的徭役期限假设在二十岁至五十岁之间（二十岁加冠，五十岁称老），其有效劳役的基数时间为三十年；则三项徭役合计总量为五十四个月，均摊工，则《史记》所云之“率计”只有月余。

以董仲舒之说，一个男丁在一生中究竟要分摊多少徭役？

若董仲舒的“二十倍于古”泛指整个商业税，则更见荒诞。战国至秦帝国时期的商业大为发达，七大战国皆有商业大都会。齐市临淄、魏市大梁、秦市咸、楚市陈城、赵市邯郸、燕市蓟城、韩市新郑。七大都会之外，七国尚各有发达的地域大商市，如齐东即墨、魏北安邑、楚东南之江东吴越、秦西南之蜀中、赵北之胡市等等。其时之市场规模与关市收，远远超夏商周三代何止百倍，说商业税“二十倍于古”只怕还估摸得低了。基本的原因是，夏商周三代的民众自由商事活动规模很小，而国家“官市”又多有限制且规模固定。总上说，三代商市本无法与《史记·货列传》所记载的战国秦时代的蓬商市可比。所以，商业税之比同样没有意义。

第三则，再说徭役征发。

第二则，再说人盐铁税率。

其二，若以六十岁一生为基数，则徭役总量为八十四个月，分而摊之“率计”仍然只有月余。

所谓盐铁之利，在“九贡九赋”的夏商周三代也基本没有，至少没有铁。即或有盐利，肯定也极低。因为，三代盐业很不发达，不可能征收重税。故此，说秦时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无论是就实际收的绝对数量而言，还是就税率而言，也几乎没有任何可比意义。

可以有四计算方法：

以董说的夏商周三代一年三日徭役为基数，三十倍于古，是九十日。董仲舒列举了这九十日的大构成：“月为更卒”每年要有一个月给县里工；“复为正一岁”再给郡里每年也要工。照逻辑，照历代史家的注释，这里的“一岁”不是一次一年工，而是一人一生总计服郡徭役一年，每年分摊工。第三项“屯戍一岁”每人一生中要给国家一次守边一年。对董仲舒的分项说法，《史记》注解引师古之说，替董仲舒解释云：“率计，今人一岁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于古也！”所谓率计，便是大计算之意。显然，这一归纳没有说明一个男丁一年中究竟有多长时段的徭役，而只依据大计算而笼统指斥“三十倍多于古也”有失武断过甚。

其三，以六十岁一生为基数，以三十年“能劳”期为有效徭役征发时段，在三十年内服完八十四个月徭役，则“率

人税乃秋战国生发，夏商周三代本来就没有，说它“二十倍于古”是没有任何可比意义的。人税之轻重，只能以当时民众的承受程度为评判标准。而史料所记载的人税指控，除了秦末历史谎言的“会箕敛”的夸张形容，再无踪迹可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