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变化的背景是：西汉政权已经稳定昌盛，开始了结文治武功方面的难题。武功方面，是大力连续反击匈。文治方面，则以阐释继承与否定秦文明的历史矛盾为基，确立国家意识形态的主价值法则。在这一大背景下，文治目标的实现现为两个方面：既涌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系统梳理华夏足迹的经典史书——《史记》，又涌现了大量的审视秦文明的言论与文章。

细察《史记·祖本纪》，刘本人终其一生，对秦政的评判只有两次，且都是同一句话。一次是最初的沛县举事，在城邑的箭书上说了一句：“天下苦秦久矣！”另一次，是在关中约法三章时，又对秦中父老说了一句：“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另外，还有两件值得注意的事情。一件事，是刘在称帝后的第八年，也就是临死之年的冬天，下诏为战国以来六位“皆绝无后”的王者建立固定的民守冢制度：陈胜及赵悼襄王等四王，各封十家民守陵，信陵君封五家；只有对秦始皇，封了二十家守陵。在其后两千余年的历史上，封民为秦始皇守陵，刘是唯一的一个。与之相对比的是，汉武帝泰山封禅时，儒家大臣已经可以明确提秦始皇不能封禅之列，而汉武帝也采纳了。另一件事，是刘在建政第六年，擢升秦帝国的统计官张苍为“计相”并“令苍以列侯居相府，领主郡国上计者”实际上，便是以萧何为总政丞相，以张苍为主掌经济的副丞相。以秦帝国经济官员为自己的经济丞相，刘实际推行秦政的意图是很明确的。这位张苍，后来在汉文帝时期一直擢升至丞相，总政十余年。其时，甚至连西汉王朝的历法、国运、音律等，都一律秉承秦文明不动。这原封继承，一直延续到汉武帝。

汉武帝本人的态度，也是颇意味的。

说，为西汉官方认定的《史记》相关篇章中，尚很少对秦文明作总指斥。在《货列传》、《河渠书》、《平准书》等综合叙述篇章中，都是铺叙历代经济功绩与地域风习，基本不涉及对历代文明演的阶段总评判。即或在专门叙述意识形态变化的《礼书》、《乐书》、《律书》中，也很少指斥秋战国秦帝国时代。在《礼书》中只有一段隐约肯定又隐约指责的说法：“周衰，礼废乐坏…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至于祖…大抵皆袭秦故…少所变改。”在《太史公自序》及人之后的“太史公日”中，偶有“秦失其”“秦既暴”等言辞，但远未达到秦末复辟势力那般一咒骂，亦远未达到后世史家那般总认定“暴政亡秦”

从总上说，西汉时代对秦文明的评判，以及对秦亡原因的探究，呈现相对客观的态势。所谓相对客观，是西汉评判大摆脱了秦末复辟者充满怨毒与仇恨的心绪，开始从论说事实的意义上评判秦文明。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西汉学人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秦政，都极少引用秦末复辟者咒骂秦政的恶辞，都是在陈述自己认定的事实。尽其中不乏大而无当的囫囵指责，但就其基本面说，相对客观了许多。但无论客观程度如何，西汉对秦文明的理念否定是清楚的，且由到知，越来越趋于理论化。

这指斥，在汉武帝时期开始发生变化。

西汉对秦文明的评判，由向知转化，开始了大规模的理念探究。

《史记·礼书》记载了一则基本事实：汉武帝大召儒术之士，图重新制定礼仪，有人便主张恢复古代礼制。汉武帝便下诏说：“盖受命而王，各有所兴，殊路而同归，谓因

方式不同而已。如前所述，六国贵族对秦政是仇恨攻讦，是蓄意谎言。而刘集团的指斥秦政，则仅仅限于泛泛否定。

刘之后的吕后、惠帝、文帝、景帝君臣，情形皆大相同：极少涉及评判秦政，但有涉及，也只是淡淡几句宽泛指斥。也就是说，在汉武帝之前，对秦政秦制的理念否定尚停留在阶段——于必须的反秦正义原则，仅仅对秦文明有原初的必须的评判而已。于是“天下苦秦久矣”便成为笼统的代表说法。

与刘同代的开国重臣，也鲜有系统指斥秦文明的言论。最典型者，是大谋士张良。张良曾经是韩国末世的“申徒”（民政经济大臣），纯正的六国贵族，且其青年时期始终以谋杀秦始皇与鼓动复辟反秦为使命。但是，在投刘集团后，张良却只以运筹谋划为任，从来没有涉足实际政务，也从来没有对秦政过公然指控。刘称帝后，张良便事实上隐退了。为六国贵族，张良的政治表现前后有大变化且最终退隐，颇值得探究。历来史家与民间演义，皆以“淡泊名利，功成退”说之。实则不然，张良的变化，实际与刘集团的政治氛围密切相关。张良既不能使刘复辟诸侯制，又不愿追随刘实际推崇秦政，只有忍痛抛开历来的政治企图，而走修养的“神仙”路。此当较为接近历史之真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