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升之知，王安石是皇上边的红人，同他作对绝不会有好下场，很多人试图同他较劲，结果都很惨。他不糊涂，既然同王安石撕破了脸，自己就得卷铺盖走人，他选择了很多人都采用过的办法，请病假。

韩绛是王安石的忠实追随者，他上任之后，第一件事便是奏请全面推行青苗法。他说青苗法是便民之法，民间都愿意向政府借贷，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试行，效果很不错。

陈升之当了宰相，考虑到变法遭到绝大多数人反对的事实，想改变一下现状，一些符合大众味的东西以笼络众望。于是奏请罢免有众矢之的的三司条例司，以求在百官中得到一些赞成票。

谏官李常、御史程灏，上表弹劾王广渊在京东行摊派，坑害百姓。河北转

富弼罢相后，赵顼提陈升之为同平章事。

司光与王安石虽然政见不同，但对王安石的评语还是比较公正的。但他的意见，并没有改变赵顼的决定。

亏陈升之从旁劝解，才使苏辙逃过一劫，罢为河南府推官。

所有这些，当然逃不过御史们的睛。

很多地方为了多获取财政收，便想方设法多贷青苗钱，不论贫富贵贱，分。实际的情况是，富并不特别需要借贷，贫急需借款，官府又怕他们还不起，有些地方的提举官便想了一个办法，百姓的财力，自富至贫，将官款比例分摊，并规定贫困借款由相邻的富担保。

司光认为吕惠卿心术不正，朝野对他的呼声也不好，并说王安石误信人，建议赵顼不要重用此人。

富弼临去时警告说，在任何政治斗争中，正人君必败，而小人必占上风。因为正人君是为义而争，小人则是为权力而争，结果双方必各得其所，好人去位，坏人得权。他预言国家大事若如此下去，国家必将大。

王安石推荐吕惠卿为太中允。太中允就是太的授课老师，这是个有至荣誉的职位，他日太了皇帝，太中允就是名副其实的帝师。

陈升之就任宰相之后，赵顼曾向司光打听朝野对这件事的反应。

3、三不足的由来

王安石推行青苗法有三个目的，一是使富人不得乘农民之急利盘剥，现的是抑兼并、济困乏的思想；二是使农民“趋时趋事”不误农时，发展农业生产；三是使国家财政收得到增加。

赵顼很快就批准了富弼的请求，命他判亳州。

陈升之当宰相后第一件事就是拿三司条例司开刀，乎王安石的意料。两人为此发生了激烈争吵。

王广渊在京东，将那里的民分为五等，上等行贷钱十五千，下等行贷钱一千，到期如果不能还款，便派衙役上门讨。王广渊京汇报，反说百姓对政府是恩德。

司光不假思索地说：“外面的人说王安石虚伪，也许有些言过其实，但他的格太执拗，太固执，刚愎自用，有时甚至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这是一个很大的病。”

“王安石这个人怎么样？”赵顼转了个话题。

赵顼并不听司光的意见，仍然采纳了王安石的意见，任命吕惠卿为太中允。从这里可以看，赵顼对王安石简直是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

宰相富弼并不赞成变法，见王安石不可一世的模样，心里很不舒服，但皇上对王安石又是言听计从，料想自己不能与之争锋。惹不起，躲得起，他推说自己有病，请求辞去宰相之职。

赵顼说陈升之有才能，通晓民政。

富弼是这么的，很多人都是这样的。称病不，这是政府官员表示不满情绪的一最好办法，从古到今，屡试不。

各路提举官在执行的过程中，对第三条的认识似乎要刻一些，这就是增加财政收。而增加财政收的最好办法就是多贷款，贷的款越多，收回的利息就越多，收的利息越多，提举官的政绩就越大。由于一味追求财政收，青苗法在实行的过程中就变了味。

赵顼求变的心情也很迫切，接到三司条例司的奏报，下令在各路设置提举官，专门理推行青苗法的借贷之事。

司光回答说：“闽人险狡诈，楚人善于际，今二位宰相都是闽人（曾公亮是晋江人，陈升之是建人，都属于闽地）。二位参政都是楚人（王安石是临川人，赵抃是西安人，都属于楚地）。这几个人如果结成朋党，朝中就有好戏看了。”

陈升之病休之后，王安石推荐枢密副使韩绛主持三司条例司的工作。

陈升之是王安石变法的同志，他同王安石一起创设变法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当了宰相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司光却说：“有才能当然可以用，但他的边必须要有正直的人帮助他，监督他的言行，这样才能不。”

2、陈升之称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