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看蒋介石于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不久的宣称。他于事发后四日对第四期学生训话时调：“(李之龙)如果有罪，也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不能牵涉到团的上”；事发后十日，他于《人民周刊》上发表《三月二十日的戒严》一文，又说：“苏俄已成世界革命之中心，中国国民革命又为世界革命之一分”并说东山警戒“有防俄顾问，此亦余致不安者”；事发后不到一月，于对全党代表演说词中再度申说：“二年以来，我对于共产党同志亲的神是不言而喻的，就是我对共产主义不但不反对，并且很赞成的。”(《中山舰事件》，页二二五至二三二)但是他于事过境迁之后的历史定论却是：“海军代理局长李之龙(原为共产党员)，前日矫令中山舰由广州直驶黄埔，企图以武力加害于公，阻碍革命行。旋公发觉逆谋，宣布广州戒严，逮捕李逆之龙及潜伏军中之共党分。又令共党所纵之省港罢工委员会缴械，并夺回中山舰，事变遂平。”(《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一卷，页一一七)

又是另一故事情节。中途折返到底是蒋本人的“猛思”呢？或是陈在途中所的“历史建议”呢？还是回到东山后接纳陈肇英的建议呢？言人人殊。不仅此也，连到底是坐车、坐船，还是坐轿，都是各有其“好”编故事才会发生这“罗生门”式的情况。显然蒋先有此说，作为其“反击”的借，而二陈则各自附会、各自臭表功耳。果如他们所说，汪与季山嘉的谋已到蒋走的地步，何以对蒋之“反击”竟全无预防而束手待擒？蒋介石本人后来删去这个“借”显然自知难以自圆其说。然而居然仍有人把抛弃的当令箭呢。

蒋介石有一则自记，颇为有趣：“恨共产党陷害，决赴汕避祸，午后五时行至半途，猛思我何为示人以弱？仍返东山，誓牺牲个人一切，以救党国。”但后来又修改原文，自觉不妥，将此段删去。(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蒋介石年谱初稿》页五四七)更有趣的是，陈立夫在回忆录中也提到此事，不过故事情节全异。蒋说自己决定去汕避祸，而陈更直截了当说，汪卫与俄国顾问蒋搭船去海参崴，途中经陈劝说，而不是蒋本人“猛思”才“决定留下来了”并自诩为“北伐前历史的建言”更画蛇添足地说：“这件事除了蒋先生和我二人知以外，无第三人知。”(陈立夫《成败之鉴》，页五十一、五十二)没有第三人知吗？非也！当时担任虎门要司令职务的陈肇英就说：

两相对质，一亲共、一反共，完全矛盾，可知他的说词只代表一时的政治动机，原非真相。比较而言，愈接近事件发生的时间，愈为

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研究这一段曲折过程，认为李之龙既未“矫命”“所谓蒋介石下令调舰而又反诬李之龙矫令说也不能成立”“矫蒋介石之令的是欧钟”（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四三九)杨氏而指欧钟的背景，曾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任军校代理辎重队长，寻改任少校教官，再改任军校通长兼省办主任，系右派“孙文主义学会”的骨，海军官校副校长欧格之侄。换言之，欧钟的“矫命”乃揭示了国民党右派的谋，或用杨氏的话说，乃“西山会议派与广州孙文主义学会的把戏”！(同书，页四四六)

但是杨氏没有注意到，调舰的命令初自蒋介石办公厅的孔庆睿主任。孔主任为了保护商船调舰，有何理由不报告他的上司？事前不禀告，已难以置信；即使事后蒋问起再报告，亦足以释疑。诚然，包括欧叔侄以及西山会议派与孙文主义学派等右派分，固然有借故生事之事实，诸如散布谣言，图谋“拆散广州的局面”、“想促使共产党和蒋分家”但是假如蒋介石不因其个人野心，袒护右派分，一秉公调查，调舰程序与人员一问便明，欧钟又何从“矫命”？“把戏”便会揭穿。如果欧钟果真“矫命”难蒋介石始终蒙在鼓里，否则何以全无痕迹？事实上，蒋介石为了夺权，意识形态并非主要的考虑，所以始终咬定是当权派汪卫与俄国顾问的谋。即使三月十八日、十九日因调舰误会，受谣言影响，蒋介石于三月二十日采取断然措施，一个月之后，总该把误会与谣言搞清楚了吧，然而他于四月二十日当众宣称此事“太离奇、太复杂了”竟故玄虚，以至于此。其实，所谓“离奇”与“复杂”不过是持左派想他的谋，公然影汪卫与俄国顾问季山嘉合谋，指示李之龙以中山舰劫持蒋介石，送往海参崴。事实上，蒋于是年元月底，曾与季山嘉研究北方军事政治，并谓：“余若在北方觅得一革命据地，所成就功业，其必十倍于此也。”(中国第二档案馆《蒋介石年谱初稿》，页五三三)可见他自有北上之意图，而竟诬为汪、季之谋。

蒋校长即邀余等数人分乘小轿车二辆，赴庐山停泊。迨车抵长堤东亚酒店附近，蒋校长考虑至再，终觉放弃行动，后果殊难把握，亟命原车驰回东山官邸，重行商讨，终于采纳我的建议，署反击。(陈肇英《八十自述》页六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