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贾长沙集》

申不害（约前三八五～前三三七），河南荥人。《史记》在《老韩非列传》后面带了他一笔，说他是"故郑之贱臣。学术以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前三五一～前三三七）。终申之，国治兵，无侵韩者"。

公孙鞅：《商君书》

公孙鞅（约前三九○～前三三八），是卫庶公，故叫卫鞅；又被秦封于商，也叫商鞅。他年轻时候，就有"奇才"，后来见到秦孝公，他向秦孝公第一次说以"帝"，秦孝公昏昏睡，怪他是"妄人"；第二次说以、王"，秦孝公仍不兴趣；第三次说以"霸"，秦孝公愈听愈朝前靠，听得有味，"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听了几天，还要听。

贾谊（前二○○～前一六八），河南洛人。他十八岁就以博学属文名，那时天下初定，有这样人才很难得，就被河南大守请去门客，而推荐

应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十日则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谓之衣孰急于人，则是不可一无也，皆养生之也。今中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好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也！"

问者曰："申不害、公孙鞅，此二家之言，孰急于国？"

法家中有三派：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商秧重"法"。《韩非》有一段话，说到这：

《商君书》是后人辑录公孙鞅的言行，而来的一书。原有二十九篇，现存二十四篇。

与非，苟可以免，不师知虑，不知前后，魏然而已矣。推而后行，曳而后往，若飘风之还，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无非，动静无过，未尝有罪。是何故？大无知之，无建己之患，元用知之累，动静不离于理，是以终无誉。故曰："至于若无知之而已，无用贤圣，夫块不失。"豪杰相与笑之曰："慎到之，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适得怪焉。"

韩非原来被尊称韩，宋朝以后，因为尊称儒家的韩愈，就把韩愈称为韩，把韩非称为韩"非"，这尊称抢夺战，构成了中国思想上的一大特。在儒家挂帅下，一些非儒家的人与书尚能知名、尚能幸存，得力于中国人虽尊孔，但也崇古，在崇古的条件下，非儒方面的人与书，早期的尚被容忍，只是要被"非"化而已。

韩非（约前二八○～前二三三）是战国时代韩国的国姓爷，可是没有机会得君行，于是他写了十几万字的书，以抒抱负。这书到秦国，被秦始皇看到了，秦始皇表示但恨不见古人。秦始皇的行政李斯说韩非不是古人，乃是他的同学。于是，秦始皇就向韩国发兵抢人，就这样的，韩非到了秦国。但在秦国，韩非君是得了，却被别人行了，－最后李斯用了韩非的理论，却把韩非给害死了。韩非死后十二年，秦始皇统一了天下。韩非的书是中国法家思想集大成的著作，它代表中国思想中"礼""法"之争中法的立场。对统治者说来，法治比礼治更来得切著明、来得实际。虽然在正统上，法家思想因为反对儒家思想而饱受评议，但对统治者说来，"外儒内法"却是他们所优为之的。结果呢？中国的统治者，最会挂儒家的羊、卖法家的狗，变成了最虚伪的二重人格的恶。

韩非：《韩非》

这些话特别调了慎到接近家的一面。事实上，慎到是于家而于法家的，《荀》说他"尚法而无法"、"蔽于法而不知贤"，其实他是早期的法家。

申不害：《申》

于是公孙鞅得君行，大变其法。他的基本理论是：

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诸至德者，不和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公孙鞅的变法，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又最成功的一次变法。虽然他自己最后被兔死狗烹，车裂以殉，但这一事迹，在中国，却是罕见的纪录。

申不害也是早期的法家。《史记》有"著书二篇，号曰申"的话，《汉书》有"申六篇"的话，但这些全本都失传了。《战国策》中有申不害为亲戚讨官的故事，韩昭侯不答应，要他守法治原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