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这种分类是相当荒唐的。以四部中第一部"经部"为例，"经部"的一部分，近于百科全书式的总集，应分入总类、文学类、历史类，其他部分（像《论语》、《孟子》），应分人"集部"（个人集子）；以第二部分"史部"为例，体裁上分正史、编年、别史、杂史、载记等，全无道理与必要，其他诏令应分入法律类，时令应分入天文类，目录应分入总类；以第三部分"子部为例，老庄申韩等家，其实与《论语》、《孟子》无别，都应分入"集部"，其他谱录中草木虫鱼应分入植物类、动物类，类书应分入总类，小说应分入文学类；以第四部分"集部"为例，"经部"、"子部"分过来的书，多可分入哲学类、法律类、文学类。…总之，四部分类，大体上说，"经""子""集"多是一类，"史"是另一类，四部分类实在只是两部分类。分类、分类，分了半天类，最后只分了两类；所谓分类，分了等于没分，这叫什么分类！以《孟子》（参看《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第十七册）为例，孟轲自命是孔丘的传人——"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他说："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这是十足以圣人自命了。所以他的结论是："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哉严这又是十足以道统自承了。虽然这样，在身分关系上，孟轲却只不过是孔丘孙子子思的学生中的学生而已。但是，到了唐朝，韩愈推崇孟柯是直承道统的人物，到了宋朝，他配享到孔庙；到了元朝，他被封为亚圣；到了明朝，因为明太祖不喜欢他，吃了一点蹩；后来就一直风光，直到今天了。《孟子》一书共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个字，在内容上；理直气壮固多，理不直气壮也不少。中国人推理不合逻辑，受孟轲的影响应该不少。这部有影响的书，在图书分类中，在北宋以前只是子书，宋仁宗后，才升段为经书，真是愈来愈走运了。走运虽然走运，但却成了中国图书分类胡来的一个样板，中国人在思考上一塌糊涂，由此暴露无遗。

源远流长的大功德

一月二十五日的《中央副刊》上，有一封俞大维口述的《给女作家陈荔荔的一封信》。其中说："我因年老眼花，幸有长子扬和寄来带有灯光的放大镜，强能看书。我发现读了几十年的书，却往往有许多地方未能看懂。真是可笑又可悲！

人愈老愈有奇想，年轻时看书看不懂，我认为脑筋有毛病。现在看书看不懂，我认为书有毛病。陈寅恪先生一九一二年第一次由欧洲回国，往见他父亲（散原老人）的老友夏曾佑先生。曾佑先生对他说：你是我老友之子。我很高兴你懂得很多种文字，有很多书可看。我只能看中国书，但可惜都看完了，现已无书可看了。寅恪告别出来，心想此老真是荒唐。中国书籍浩如烟海，哪能都看完了。寅恪七十岁左右，我又见到他。他说：现在我老了，也与夏先生同感。中国书虽多，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已，其他不过翻来覆去，东抄西抄。我很懊悔当时没有问他到底是那几十种书。"对俞大维这些话，你有何看法？

我觉得夏曾佑的感慨是很有见地的，难怪陈寅恪后来和他同感。他们两位，都是博极古书的人，最后竟有这种高明的觉悟，是很可注意的。苏雪林《文坛话九》中记闻一多，也有类似的情况。苏雪林说："别人钻故纸堆，愈钻愈着迷，终于陷溺其中不能自拔，便要主张中国文化是世界第一。闻一多早年时代何尝没有这种冬烘臭味？可是，现在的他却是奇怪，竟与从前的自己走着完全相反的道路。三十三年五四前夕，联大一部分学生举行了一个历史晚会，张奚若、吴晗、雷海宗均有演说。闻氏曾说：刚才张先生说辛亥革命是形式上的革命，五四是思想革命，正中下怀。中国这些旧东西我钻了十几年了，一个一个字都弄透了，愈弄就愈觉得"要不得"，现在我要和你们"里应外合"地把它打倒。他又在某一次对友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