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便满颊生云，云山雾罩，如一团烈火般地死睡了过去。这一觉睡得特别踏实，酣畅。可以说，八辈都没这么踏实过。

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九，我还想睡。宋振和在我耳朵跟前吆喝：“嘿，你小别太舒服了！所有领导都在等着哩。”这才赶爬起。一睁，才得知，正等着我的一大帮官员中间，除去宋振和，还有镇党委的张书记，区县临时班的主要领导，还有省委省政府和省军区的一些什么领导。甚至还有六七个穿着正规军服的现役军人。他们是各级人民武装的军官。还有两位军人，据说是专程从北京飞来的。据说这一二十人在这儿已秘密地开了一天半的会了。前天，之所以让我推迟一天发，就是因为那二位北京来的领导临时发生变故，没能及时赶到。也正是为了保密的需要，他们才选中这个“偏僻”“简陋”“不为常人所知”和“已经下令撤消”的“三五零八兵站”会址。当时我第一个反应，居然不是去寻思这许多官员秘密聚集在这儿到底在商议些什么，他们商议的这事儿跟派我去冈古拉当那个狗校长到底又有啥关系，而是为兵站的司务长担心。他怎么能在这么一个狗地方完成这么级别一个会议的后勤保障任务呢？住的问题还比较好办。虽然大分房都拆了，院里还长满了半人多的枯草野蒿，好在兵站除办公室外，还保留了两排营房，门窗和屋里的取设施都还齐全着，再收拾三几间办公室，专供北京和省里来的同志“间”这么一凑合，也还能过得去。最难办的是吃的问题。虽然那个年代的领导还没像现在的这样讲究吃喝，但毕竟也是一二十张嘴啊。多的标准不去想，文件规定的四菜一汤，你总得全面落实吧？再不讲究，这四个菜总得以荤为主吧？但兵站的猪圈里，当时一共就剩那两个半晃晃悠悠特别缺钙的架猪。说它是“架猪”因为这“哥俩”真的只剩一副骨架在风傲雪，却不见有半儿膘来安抚人心。更不好办的是，由于会事必须严格保密，不能提前通知人去搞突击采购。所以，这“吃”的问题确曾让会议组织者一度好愁了一阵。所幸，宋振和的小脑袋瓜够用。他当然知，会议在他辖的地面上召开，招待好八方宾客，是他这位当镇长的应尽的“地主之谊”临发，他果然从某搞来一足以让人明心亮的育猪，秘密地宰下，刮洗净，选其中最动人的那一分，约七八十公斤左右，带了过来。这样，再加上兵站平日里养的那几十只，攒下的那几十斤儿，自己试成功的一韭黄，再加上地窖里那“老三样”存货：白菜土豆萝卜，那紫独大蒜，那一大堆剥了外以后个个都晶莹如玉的波斯洋葱，会议的伙基本得到了保证。（省军区也给兵站下达了命令，要他们尽最大努力，好这次会议的接待工作。）

“

匆匆填下几早饭，宋振和便把我带“会议室”几分钟后，我就得知，冈古拉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有一百五十名调拨充实到冈古拉农场去的退伍军人，连同他们的家属，一共三百二十三人，（其中还有六七个老人和十来个婴幼儿，）突然失踪了。同时失踪的还有两名军方派的正团级护送。总数为三百二十五人。还有一个说法是，这三百来人是因为在冈古拉农场“闹事”冲击场机关，被冈古拉农场的场长福海下令“拘押”起来了。“秘密”拘押在一个什么地方。事态有扩大的趋势。消息传，军地各级组织十分震惊，迅速派人到冈古拉实，直接找到这位姓的老场长。但他矢否认。说这几百人活得好好的。所谓“失踪”和“拘押”纯属造谣。调查人员提要见见那些退伍军人和他们的家属，还要见见那两位北京来的正团级护送军官，以实他那所谓的“活得好好的”说法。这位姓场长却怎么也不让见，说，他刚把他们安置好，他们也正在逐步适应冈古拉的生活工作环境。一见外人，又会了心境，还是以不见为好。调查大员一定要见。老家伙说，信不过我？那好，一边说，一边稀里哗啦拉开他办公桌的破屉，取农场的大红公章，农场党委常委会记录本，并从腰带上的那一大串钥匙里取下办公室和文件柜上的钥匙，往调查大员面前一拍，说，可以让你们见，但你们既然这么信不过我，那就先把我这场长兼书记给撤了，咱们再说别的。

“撤呀！死了张屠夫，还真吃活猪咧？啧！”我撇了撇嘴，大声说。我了解这些人，在基层一把手位置上呆了多年，往往就觉得自己比天还大了，就以为这世界真的离不开他们了。其实，有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