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了，烦躁极了，他又没个人可以去叙说。他第一次发觉，他回上海探亲，对宗玉苏来说，他是多余的负担、是累赘，对家来说，他也是个负担，是个累赘。不是嘛，小玉住在家里，一切都得靠妈妈照料。他到家人们虽然都对他很好，饭桌上好菜尽他吃，有了电影票尽他先去看，、弟弟、妹妹每人都以个人名义送他东西，衣、衬衫、围巾，爸爸妈妈还给他零用钱。还像上回来探亲一样，他们总把他看成需要照顾、需要谅、需要人资助的对象。在这个家里，在妻和女儿面前，没有他的地位。因为他还在山乡队，还在外地。

苦恼至极地回到山寨，大队主任吴大中又给了他迎一，在群众会上宣布：矫楠经的米面机房，每年必须向队里两千块钱。愿就下去，不愿队里另外安排人。

矫楠是晓得这微妙的，但他不吭气了。只觉得一句话为三个女知青争来米面机房活的权利，该满足了。这样一来，丁萌萌、余云、聂洁三个人，至少能不去田土挥锄薅土、背灰背粪，那些她们始终胜任不了的农活了，至少她们能在室内混混日了。米面机房的活，再重也比日晒雨淋轻巧啊。

矫楠有嘴，还占着理，可以争。但你争得过权吗？他不但争不过，还得瞅吴大中的脸过日呢，以后真有回上海的机会，比如说上海哪个大学招生的来了，他还得靠吴大中推荐呢！

吴大中才不他呢，不错，打面机是你矫楠的，你扛走好了，我们照样能买回一台。再说，电线是谁拉的？贫下中农！电线杆是谁安的？贫下中农！矫楠你赚尽便宜了，这两年让你赚够钱了。我们绝不允许在知识青年中培养“新富农”现“暴发”

今天罗兴善的老父亲罗幺公八十大寿办宴席，寨邻乡亲们如此抬举他、重他，使他陡然察觉，原来众人心还是雪亮的，大伙儿明知他个人吃了亏，资助了集，人们是尊重他的。

老少社员都喊叫说矫楠讲得合理，可以同意他的要求。吴大中倒也快，转同歇凉寨的生产队长、会计、保员一计，上答复：可以，就让三个女知青协助你经米面机房。

一旦明了这，他心的愁云开不少，喝起酒来，也就无甚节制了。瞧，敬酒的又来了。

这回来的是宴席的主人，罗幺公的儿罗兴善，一个歇凉寨上名的庄

他也知这一，他四都探听了。是的，一九七四年，闹“批林批孔”运动；一九七五年，又搞什么“评法批儒”；到了这一九七六年，总理逝世了，黄浦江上的大船拉汽笛致哀，听说还被禁止和追查。人们都在纷纷议论，一九七六年又要搞更大的运动了，是什么“反击右倾翻案风”国家有那么大事，一个知识青年算啥呢，回到乡下去，好好接受再教育，就有广阔的前程。矫楠听说，随着回沪开大，不但独生女能回，多女可以照顾回一个。现在还有不少人千方百计想办法让自己生病，为啥呢，可以搞“病退”你有病，有病不能参加农村的“抓革命、促生产”不能成为贫下中农的负担，就可以退回上海。天生有病的，跛啊、残缺啊，理所当然可以回来。原来去下乡时没病的，到了农村折腾了病，胃下垂啊、低血压啊、心动过速啊，只要想得名目，有医院公章，也能回。矫楠有什么病啊，他壮得像条，啥病也没有。杀人逃犯“黑鳗鱼”还不是他的对手呢。他要装病都无法装，他只有回歇凉寨继续接受再教育。

这又是猾的一步棋。歇凉寨生产队里，挖煤、烧砖瓦、撵车、打米等副业劳力，评工分的时候都是比照着同等劳动力算。而一个女劳力，在山寨上每年的工分，最多是一千多分，三个女劳力加起来，队里也只要支付三千多分，只相当一个男劳力的工分。名义上给他加了三个人，实则只付一个男劳力的酬劳，多明的算计。

尽如此，他的心还是极不痛快，整天沉着脸，闷闷不乐的。只要一想到他的境遇，想到远在上海的妻、女儿，他心就不是个滋味儿。

玉苏送他上火车时，着泪对他，千万千万要设法回上海来。回到了上海，一切都好了。

他受不了这一发现，受不了这样的神压力和负担，他住上一个多月，就回歇凉寨来了。

这不是欺负人嘛，吴大中他小舅经的时候，一分钱不集，队里还得给他开工分、开差费、开电费。自从矫楠经以后，两年里每年队八百元，一分不少，一切杂支还自己承担。况且，队里原先只一台打米机，那台打面机是他去争来无息贷款买的，是他把钱还清的，这台打面机的所有权该属于他，凭啥要二千。

不过一句话不说，那又显得太弱了。矫楠冷静下来，权衡再三，平心静气表了态：既然是广大贫下中农的愿望，既然是生产队、大队两级领导作了决定，他服从，他赞成。他愿意负责下去。这年麦收成不如买面机那年了，为确保年终能二千块，他想请集再钱，安装一台面条机。这样一来，米面机房三台机，他一个人应付不过来，请增加两个劳力，和他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