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循声望去，拐向楼梯的转弯，站着一个五大三的莽汉，脸上油津津的，一双突暴的蛤蟆两凶光，直瞪着我。

“你说啊，要啥？”这人走到我前面两三步远，站停下来了，恶狠狠地问。

我写不这样的文章，但碍于老师的面，还是勉写了。题目也是沈老师的：《斥资产阶级思想在我班的泛滥》，我是命题作文。

这人朝我走过来，我觉得他好像要打人，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步。两惶恐地瞪着他。以前我也到妈妈单位来过，依稀记得，这个人好像是区委大院里的公务员。

这儿自我安，丝毫都不能使我到轻松一些，相反，越是往回走，我的心越是沉重。

“吧，以后别到这地方来。难你不知，上有命令，被隔离的人不能见任何亲戚朋友，包括家属女。快走。”

一个念那么顽固地现在我脑里：莫非，这就是矫楠所说的报应，这就是我家应得的报复。

正在走廊里东张西望，有人朝我厉喝一声：“什么的？鬼鬼祟祟的，想搞谋诡计吗？”

妈妈被关在哪儿呢？我懊悔离家时匆匆忙忙，没细细地问一下爸爸。

我慌得几乎倒下去，嘴张了张，什么话也说不来。

郁和余云的“桃新闻”在全班暴以后“死猫儿”专门找我谈话，说作为一个团员、一个积极分、一个女，对班上现的这件大事，应该有个态度，应该写一篇批判这资产阶级思想的文章，在墙报上登来。

我乖乖地把毯递给了他。

那是临近寒假的一天，几门主课考完了，我的分数都在九十分以上，想到寒假里将轻松愉快地玩个畅，我心由衷地兴。说老实话，尽闲暇下来，矫楠信中的某些打动我心灵的话，还会时不时冒一段来，但我基本上把这事儿置之脑后了，他没再来纠缠我，爸爸妈妈也没再向我提及一个字儿，我只把这件事作为搅动我心灵池塘的一块小石，随着时间的逝，激起的涟漪越来越微弱了。

走区委大院好远好远，我才突然想到，那个凶神恶煞的公务员连妈妈的名字叫啥也没问，他会把毯贪污吗，他会知我是殷晨芳的女儿吗，他会错送给另外一个人吗？记得，区委会里，像妈妈那年龄的阿姨、婶婶，可不是一个两个啊，万一…万一毯送不到妈妈手里，妈妈就将挨冻，就将因寒冷而生病…我真不敢想下去。可让我再到区委大院去一次，就是拿着赶我，我也不去了。我多多少少还存有一侥幸心理，我认得这人是公务员，也许，公务员也认得我就是殷晨芳的女儿哩！

用大板刷写的，妈妈的名字上，还用红笔打了几个大叉叉。乍一看到，这条天立地的标语，就好像在向我张牙舞爪，朝着我扑过来。我惊骇地垂下睑，心怦怦着，往大楼里走去。一路上，到都能见到打着叉叉的妈妈的名字。

果然不我所料，妈妈成了“走资本主义路的当权派”成了阶级敌人。照我从小接受的教育来说，我应该同她划清界限。可她总还是我的妈妈呀，我还得给她送毯去呀！要不，到了夜里她要挨冻的。

“我…我给妈妈送毯…”我好容易憋一句话，再也说不下去了。恐惧使得我的声音发抖。

这人的一双大手朝我伸了过来：“把毯给我！”

没想到，文章写来，班上的墙报抄来了，又引起了校刊《红接班人》的注意，他们也将这篇文章转载了。一时间，整个校园里都议论纷纷，对“桃新闻”持好奇心的初三年级、中的学生，常常跑到我们初三(7)班的教室门探探脑，想一睹郁和余云的尊容。当然，这篇文章把郁和余云得罪了，他们从此再没同我说过一句话，给过一个笑脸。这我心是清楚的，万万没料到，这篇文章也得罪了矫楠。写文章时，我心很明白，中心思想是针对郁和余云那件丑闻，从没半针对矫楠的意思。可是，矫楠却对号座，自认为文章是答复他的公开信。

因此，当那天他在离我家很近的街角上堵住我的去路时，我大吃了一惊。而当他恶狠狠地把话说完之后，我心的震惊更是无法抑制。我真想冲着他大步走去的背影诅咒他，真想擂他几下。

“听着，我恨你，你不但会骗人，骗得那么巧妙，你还会咬人，咬了人都不留下齿印。”他的嗓门虽不，可我听得，他的每一个字，都是从肺腑里蓄积了力量吐来的。瞅着他沉的脸，望着他那双我不敢凝视的睛，我觉得事

我明知，文化大革命同矫楠之间，一儿都勾连不上。这是一场波及全国的轰轰烈烈的运动，而矫楠，只是一个微不足的中学生。甚至“死猫儿”这样的老师都能治得他无可奈何。可我仍然捺不住心的这猜测，只因为，只因为矫楠给我的印象太刻了，只因为他那副气忿恼怒的神态地印在我的脑里，哦，这件事一直是我心的影。可以说，我梦也没想到，事情会是那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