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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介绍猎人小屋，是因为国内飞速发展的旅游业，也曾经多次呼吁过要建设和开辟一些更具家庭气息的民间小旅馆，却始终还没见开出来。“猎人小屋”也许多少会给人一点启示。

到了圣彼得堡，盛情的主人把我们安排在由美国人投资，新近开出来的五星级宾馆“涅瓦宫”单间的商务客房内居住，我和郦国义不约而同地感到，客房内的设备虽然豪华，却还没有住在“猎人小屋”里舒服。

由莫斯科飞回上海的那个夜晚，我对从圣彼得堡专程送我们到莫斯科的谢尔盖说：“我们起飞以后，今晚上，你还可以到猎人小屋去住一晚。”不料他自嘲地摆手笑着说：“哦，那是不行的，不是接待你们，我哪有可能住进这么好的客房呀。”

看来，就是在俄罗斯，像“猎人小屋”这样的宾馆，也还是不多的，后来者居上，我们抓紧建一批，一定也会受到旅游者欢迎的。

猎人小屋的客厅。在《人民友谊》和《星火》杂志社

这是我们分别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拜访的两家文学杂志社。《人民友谊》和《星火》都是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就知道的。多少年里，这两家杂志社为俄罗斯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很多享誉俄罗斯的作家，就是通过这两家杂志，登上俄罗斯文坛的，有的甚至于声名远扬，传播到国外。

在老阿尔巴特街和新阿尔巴特街附近的一个庭院里，我们打听了很久，才在靠近大门的几间小屋里，找到了《人民友谊》编辑部。这是一个文学气息浓郁的庭院，院子中央竖着一尊托尔斯泰坐在椅子上沉吟的雕像。只是托尔斯泰老人的头顶上落满了白色的鸟粪，这景象仿佛是在跟一脸深沉的作家开玩笑。庭院里满地同样也是金色的落叶，连停靠在一边的几辆车顶上也落着几张疏疏的叶子。

和《人民友谊》杂志社的作家、编辑在一起。右一为郦国义同志，在俄罗斯的照片，都是他为我拍下的。新阿尔巴特大街之夜。穿过一条狭窄的走廊，我们走进了陈旧的编辑部办公室。空落落的书橱旁边，安着一张小桌，桌上已经放满了面包、点心、巧克力和香槟，主人建议我们边吃边聊。在正式的交流开始之前，一对作家夫妇抢先站了起来，原来他们是一对鞑靼作家，男的叫叶甫盖尼，女的叫格利戈里耶娃。他们已于90年代初苏联解体之后，移居英国的伦敦。这次他们是在离国多年之后，回来看看。他们已经买好了下午的火车票，听说我们要到编辑部，特意等在这里，和来自中国的作家见一面。

格利戈里耶娃是一个诗人，她给了我们一叠已经翻译成中文的诗。这些诗都是她在伦敦写下的，诗里充满着怀念祖国和故乡的感情，和在异国他乡的忧郁。在和他们道别之后，无论是主持《人民友谊》杂志工作的雷奥尼德·巴哈诺夫和评论家兼编辑娜塔丽娅，还是莫斯科的儿童文学女作家莫斯科娜·玛莉娅，都强烈地表达着一个共同的愿望，希望中俄之间能在新世纪里进一步加强文学的交流，尤其希望能把近些年里活跃在莫斯科和俄罗斯文坛上的作家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他们也强烈地希望了解今天的中国作家们在写些什么、关注一些什么。对于他们来说，中国仍是那么陌生、那么遥远，在他们赠送给我们的书上，他们都写下了这么一些感觉。

我们之间谈得十分轻松和融洽，玛莉娅谈得高兴了，还主动要求为我们唱一支歌。我们甚至还商讨了相互介绍作品的具体意向。

天黑下来了，临别之际，巴哈诺夫一边送我们走出来，一边指点着编辑部内外环境说：“看，我们就是在这么简陋的环境里，培养着俄罗斯未来的大文豪。”

在圣彼得堡的《星火》杂志社，一幢同样陈旧的楼房里，我们向安德烈、阿里耶夫、亚可夫·耶卡洛维奇几位作家和编辑询问办刊经费的来源，作家稿费如何支付，今天的俄罗斯作家们，都在写些什么，他们能依靠自己的创作，养活自己吗？

他们一一介绍说，已有六十多年历史的《星火》，目前每期的印数是八千，其中七千是读者征订的，另有一千则用来赠送和交换。印数不多，因此稿费很低，有时候干脆就付不出。编辑部人员的工资收入，也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