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的份觉要比“学者”好得多。他不但可以批评知识分，还可以批评学者，还可以批评“批评家”乃至一切人。所以批评家的义份是复杂的，他需要找一个很安全很舒适的瞄准，又需要不断地“打死打伤敌人若名”以表示自己没闲着，所以有时不该不该打，只要在瞄准上有个人影一闪，就急忙扣个连发。有时发现一个便于击的“视角”也不这个视角是何人开发建设用于何投资方向的，就趴下去埋扫。因此，批评家们的义份经常自我矛盾或青红不分，批评本的份量也就随之大大地打了折扣。

义份的驳杂与暧昧，决定了当下人文科学研究的通胀与停滞。应该说，今天的人文学者队伍兵壮，掌握着成的先武，产量、包装。但正像中国的电脑，普及速度是世界一的，而有效使用率却仅有2%一样，人文学术论著的现实指向之微弱，使人们开始怀疑它存在的价值和消耗国家文化经费的理由。随便举个例，当今有许多漂亮的论文，包括一些著名学者的论文，费了很大力气，爬梳考证，细读解剖，结果不过是想证明1949-1979年间的文学是没有价值的，阶级文学是没有价值的，一切有共产党参与的文化活动都是错误和荒谬的。这些论著在技术层面上都作得很好，但它们的义倾向是没有经过审慎考虑的。它们主观地认定中国人民在1949-1979年间过着不如的隶般的生活，觉得只要向那段历史大泼脏，不论怎么泼都在义上是光彩的。海外学者这样想还有情可原，因为他们在中国问题上确实无知，海内学者也来傍尖起哄，就未免有负于天地良心了。

“文化人”本来是指从事文化艺术科技教育工作者的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经过王朔一派作家的大力调侃和糟践以后，成为一可以随意嘲和自嘲的大众化的“文化俗人”形象。这“文化人”的义份不像学者和批评家那样受到职业的客观制约，因此他可可退，可左可右，一切看自己兴，调一个“舒服”和“”文化人决心学问时，比学者要扎实、规范，例丰赡，一板一，平均每页有20个尾注，参考书目有一万多本，其中西文书占八千本，四库总目书占一千五百本。文化人从事批评时，比批评家要瞄得准来打得很，的确是“阶级仇压枪膛，民族恨怒火”只是他所归属的阶级和民族是不一定的。

许多“学者”仍然继续执行着“知识分”的学术功能，尽他们穿着学院化的西装，领带打得很规范，但主意识形态的御史大夫们一就能看穿他们的领带曾是裹的红巾，西装翻过来就是迷彩。学者终不能迷惑御史，只好在一脚义、一脚学术的双轨蹒跚中艰难地、然而又不无自得地行下去。

当今中国的人文学科研究，理论和方法都过剩得需要大批量销毁了。里胡哨的东西对人也不是没有一好，但它们是不可能持久的，学问和人的那些普普通通的理，却需要我们哪怕是假正经也要正经地恪守下去的。铁肩担了义，妙手才著得文章，不然妙手再多又有何用。千手观音的价值不在它有婀娜的千手，而在它是济世的观音。

的比例，而本质地颠覆自己的份，变作为民请命、为民启蒙的“知识分”这个“知识分”在与权力话语的对抗中自以为上应天命，下合民心，谁知天命不可测，民心更无常。在经历了天意的重创和民心的冷落后“知识分”的义信念发生了动摇和崩溃。90年代以来“知识分”一词大面积地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学者”、“批评家”、“文化人”等模糊概念。这些概念摆脱了“知识分”的义负荷，企图“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然而，正像鲁迅所说生在有阶级的社会而要超阶级的文学家实在是心造的幻影一样，这些份暧昧的论述者不可能彻底泯灭或隐藏自己的义倾向，只是那企图泯灭或隐藏的努力造成了义倾向的摇摆和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