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伐尔同亲德的政策真正地发生关系，始于国家社会主义得势之时，当时他受到费尔南？德？布里农伯爵的影响，布里农是法国方面的策动者(与他对等的是奥托？阿贝茨)，在法德委员会的幕后活动，为两国的社会和知识界的修好而努力。到1933年底，赖伐尔已服膺了布里农及其友人的观，即法国同德国合作对欧洲的和平是必不可少的，从此他就未动摇过。

1936年以后，反对这亲德政策的倾向，突地表现在国民议会**产党席位的激增。在这个国家里，农民占了总人的百分之四十八，而农民中有百分之六十是耕自己的土地，自耕农中又有百分之八十七除了自己家里人外，不雇用劳工，因此，从表面上看，**在这里发动**的危险是很小的。但是，在大工业家中有许多人离开乡间虽然只有一代人的时间，却已经不了解农民，而只是据他们在自己办的大工厂里所熟悉的那几十万有组织的雇员来判断农民，认为法国(即他们自己)从内受到了威胁，因而宁愿冒着惊人的风险去同经常来自外界的威胁妥协。然而，对于这情况，由于“神志清醒的人们惶惶不安的心理”而引起的活动该负多少责任，社会党人在终于得势以后仍然空谈理论无所作为又该负多少责任，毕竟是要由一般的法国人而不是由那些从未自愿地尝过“生活的痛苦”的人们来断定的。但显而易见的是，无论哪一方面，都有些缺少民族自卫的本能。另外还有一件事看来也是确凿无疑的：这就是，从来不曾有过**发动政变的严重危险，照任何清醒的估计，都将认为，在1938年4月至1940年6月之间的任何时候(甚至在1938年11月发动总罢工未遂时)，遏制**势力的扩大，远不象防范德国那样有迫切的需要。

在中立的国家中，最成问题的是意大利。要是它决定在德国已经发动的这场战争中站在德国的一边行涉，将是对法国的一大威胁；假如它有机会能限制战争范围的话，它显然是个调解人；只要它认为同法国保持良好关系对自已有利，它就可能成为法国的供应来源。据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一个委员保罗-库尔说，在战争的几个月中，法国对意大利全神贯注，这一在议会的辩论中居于支地位(应当看到，参议院甚至比国民议会更不想打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法、英两国舰队联合起来在地中海所占的无可争辩的优势，以及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和西班牙行冒险后军事力量大大损耗的情况，使意大利陷于这样一境，在法国人看来，如果对之施加足够的压力，可以指望它迅即让步。由于苏联通过1939年8月23日同德国缔结的协定而蓄地使1935年5月的法-苏互助条约归于无效，因此法国比以往更需要意大利真正而有效的中立。盟国从意大利的中立所得到的好，将是更有效地封锁德国，长驱直东地中海和尔地区，并有可能把更多的德国兵力引到那里另打一场“边缘战役”侥幸的话，这条东南战线甚至可能严重地威胁到德国的石油供应。

法国的战略姿态是采取守势，从客观和主观意义上看，大多数居民都显着地缺少对抗的神；因此，法国外政策的首要目标只能是(除了不屈服以外)，尽量使战事远离法国边界，以便在最好的情况下可能和平解决，而在最坏的情况下也能在边界遭到侵犯之前行更好的准备。据这，其次的目标就是保持和扩大同英国的联盟，并在无法劝使其他国家接受结盟的全内容时，使之保守中立(如果可能的话保守友好的中立)。国的善意是毋庸置疑的，它不久就将提供主要的供应线。罗尼亚位于德俄之间，局势极不稳定，不能寄予多大希望(象卡利内斯库在1939年9月21日被铁卫团暗杀一事所表明的那样)；但是在土耳其，却作了一个可喜的开端，谈判的结果，在1939年10月签订了英-法-土联合条约。西班牙不仅宣布决意不卷这场争斗，而且还保证，不会停止供应制造炸药必不可少的黄铁矿砂。

至于如何向意大利施加压力的问题，法国普遍的看法是，不必向意大利发最后通牒，要求它更加明确地表明立场。由于排除了任何形式的制行动，因而认为在经济上打最可能收效，1939年9月中旬，法、意两

家的地理、历史之类，甚至对法文的句法(如他在黎律师界的同行所知的)以及法国的法律也愚昧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