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是那些会问你“×××好吗？”的人，他们可能不知道男女朋友是会分手的，那人在日记簿里早已不留痕迹，他偏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记得在我从法律系毕业后的第七年，这期间我已念完中文研究所，已写了几本书，已在新闻界做了几年事，还有亲戚到我们家正义凛然的指责我辜负了他们的期望，为什么不去考律师？我支吾其词，只说人生贵适志，我并不喜欢从事那一行，结果被训了一顿人生大道理，虽然这问话的人到四十岁年年换工作，偏还来教训你。对长辈不像对记者，不可以说：“这个问题，我可不可以不回答？”

是的，我很难伪装自己是个温情主义者，一点也不喜欢这种质询，非常怕那些决定不了自己却喜欢决定别人的人，更不喜欢别人对我的自由心证，尤其是在忙了一年过后，好不容易可以偷闲喘息几天。年，中国人的团圆日，在我过去的经验中，常常变成一个斗争大会。不只是我，很多家族气氛比较“怪异”（或较传统）的朋友也有相同的经验。

濒临三十岁而未嫁的女人，必须应付亲友以关爱的眼神询问：“你为什么还不结婚？到老没人陪会很寂寞。”“啊啊，眼光别这么高啦，女孩子太能干不会幸福的…”当事人本身也许还好，当事人的母亲常常因此觉得没有面子。难怪赶着过年前结婚伙颐。我有一个朋友逃年的理由如是。还有一种苦恼——必须回乡，陪丈夫家人过年，我有一个服装设计师朋友。平时不需操持家务，一切有佣人打理，但过年期间一回到婆家中，则须以长媳身分料理三餐，洗数十口人的碗盘，让丈夫有面子一下。虽难得尽一下“义务”但一想到过年，眉毛全皱起来。聪明的女人懂得不抱怨，但谁真心喜欢过年？男人也很难不皱眉头，特别是那些深明年终奖金不够发压岁钱的。新婚夫妻或顶客族看亲友带着一群小萝卜头来拜年，很少不暗暗咋舌说：这下本可亏得大。

我想，一到农历年，出国人数激增，而机票总要涨价的理由，大家心知肚明。难怪小时候大人说，只有小孩喜欢过年。发现过年不太可爱，是成长的象征。

我的父亲一向开明，他非常了解我不喜欢过年的心态，总以体谅的口吻说：去吧。我的礼到人不到原则，他并不反对。有时候会以羡慕的口气说：像你这样，真好。

我的潜逃倾向是遗传性的——其实父亲并不喜欢过年。（有群心理学家说，你会用父亲对你的态度处理人际关系；用母亲对你的态度对待爱情。）我记得他总在除夕饭开始后才珊珊从书房走下来，安静拿起筷子吃饭。偶尔说一句，这道菜好吃。压岁钱由母亲发落，也不经他的手。吃完饭，他又匆匆回书房去，房间紧阈，硬生生把过年的气氛关在外头。在我的记忆里，没有一年不是如此。父亲并不喜欢应对亲友，也讷于言辞，过年对他而言，一定是一件苦差事。有亲友来访，叫他，他顶多微笑下楼来寒暄，也说不上几句话。我其实很明白，话不投机半句多，所有家族亲友中，仅他一个人是读书人，他虽从不孤傲，但，该跟别人说什么？父亲没有兄弟，人口简单，过年时只有姻亲来时会热闹些。过年时他们总爱一起掷骰子赌钱，父亲虽管不着他们，却严令不许我们家儿女加入，更不准观赏。不管过不过年，令未稍宽。

小时候总觉得他不近人情，直到我越来越发现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是人生乐趣后，渐懂他“虽过年不改其乐”的苦心。为人父母，身教第一，我每次看到爱打麻将，日日只嗜吃喝，一辈子没买过书的父母还希望孩子爱读书，都暗暗好笑。

父亲偶有惊人之语，某年除夕，他就曾告诫我们家的少壮派：“你们不要急着结婚生子，因为我一点也不想当祖父。”

细细思量他的玩笑话，其实大有文章。他是单传独子，人生中没有可逃的空间，处处是人生责任，从年轻扛到老，有老的，还有我们这几个小的，哪里能喘口气。抚老育儿，第一要钱，第二要钱，第三还是要钱。记得有一年，他和人做生意，被倒了百来万，头发数夜之间落尽，那一年，他始终戴着油亮假发，年终奖金全用来还债，但发给我们的压岁钱却也没少。我知他生性爱好孤独与自由，但何处可逃。

所以他从不反对我逃年。家里若平时相处贴心，不必过年来家族聚赌表情意，他给别人思，从不觉得别人应该道谢，别人欠他，不还也无所谓，如今过年接到我奉上的压岁钱时，他总是客气的说谢谢，那种客气，总使我十分不好意思。

其实我逃走的年，也并没有什么与平常日子不同之处。某一年我和一位同是写作的朋友到了香港——因为别处都订不到机票。过年前我们两个人住在凯悦饭店里，吃饭店的自助餐当年夜饭，到了元旦，因为处处放假，无处可去，便在咖啡座里写稿，两人各据几张稿纸，面对面，视对方为不存在，振笔疾书；写累了，才外出散步。“还好，香港这边不许放鞭炮。”我这位对鞭炮深恶痛绝的朋友，对我们这种无聊的元旦竟还深表满意。

美国作家包威尔（Powell）说：“写作是一种孤独的行业，家庭、朋友以及社会全都是作家的敌人。因为，作家必须独处，不受干扰，而且多少有点蛮劲——如果他想撑完一部作品的话。”他的话虽言重了，但也不无真理。至少我已经习惯了我的孤独，面对稿纸总比面对诸亲友的关切容易，所以我继续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逃年。我感激父亲的体谅，因为，他一定明白，孤独是一件美丽的事。

“我曾经立志当作家的，可是，在你们出世后，我就没写过文章啦…”父亲说。

辞职去旅行

工作若到困境，应该怎么办才好？

一般人会有以下的反应：一、对抗——和困境继续搏斗，赢了，更上一层楼；输了，有些人默默忍受，有些人免不了义愤填膺。

二、放弃——放弃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暴自弃，另一种是寻找出口，看还有没有另一条路可以走。

三、沉溺——这是最要不得的东西。仿佛苦酒满怀，一杯又一杯，越喝越难以自拔。人人都知胶着困境中并没有好处，但舍不得脱离苦海的人所在多有，徒然落得满腔怨忽过日子。就像李伯大梦，一梦二十年，醒来时即使人事已非，怨言仍在，连梦也作得不甚愉快。

世界上最没有建设性，最不会有进度的就是怨言。

你可以给自己一个机会考虑，一段时间休息，在还饿不死的情况下，一年期限旅行，但别依赖着不快乐生活。

我一直很庆幸自己当年的选择。

那年我拥有一个福利不错、收入比一般人多一倍（甚至比现在薪水多一倍）的工作。那是一个很多人挤破头想进的公司，却也是一个同事们怨言满天飞的公司，每个人的嘴角都不自觉的往下垂。

某一日我比正常时间早踏入公司，一位公司的元老职员，抓住我叼叨絮絮，投诉了一些公司对不起他的事；谁能力不好只会拍马屁，却抱着老板的大腿一路往上爬；谁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谁只会讨好大老板罔顾同仁权益…

他鄣得义愤填膺，我听得胆战心惊，不免冒出一把冷汗。

我不是怕听这公司的重重黑幕，其实这些事我老早就知道了。只是我心里忽然有一个声音问自己：如果你在这里像他一样做上十多年之后，会不会也像眼前这位“白头宫女”一样，苦水满腔？对着一只刚进来的菜鸟，嗜里嗜苏？

答案竟是肯定的。

天哪，我不要变成那个样子！

做了两年，有一天我恍然明白，在这里我只是在重复旧东西，不会再学到新东西了，再做下去，只是在走情绪的下坡赂，我毅然辞职。

我给自己一年时间休息，好好想想我的人生困境，还有我这一辈子要做的事到底孰重孰轻的问题。我决定先到英国一尝我的异乡梦。

“你不会担心回来找不到更好的工作？”“你不害怕失去的比得到的更多？”“你不担心这一年间处处有人卡位，回来后无处容身？”别人的质疑如潮水涌来。

在面临人生重大决定时，我通常有莫名其妙的勇气，虽千万人吾往矣。

我只知，其实我的任何选择，影响最大的是我自己，别人再怎么关心，我不过是他们茶余方后的话题。

我如果继续留在那个情况下，只会疯掉而已：感情不顺利、工作环境充满斗争怨声载道（奇怪的是，公司的元老们都不快乐，只有在互相倾轧折磨时，才会有会心的笑容），写的书既不叫好也不叫座…

虽然我满喜欢当上班族，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休息，再下去绝对会因“内外失调”变成疯子。

我很迅速的办好手续到英国游学。到异国去读一小段书，是我长久的渴望。我的家庭难免重男轻女，老早声明“读书基金”是给男孩用的，绝不必想从家中得到任何经济来源去喝洋水。这时我已经存了一笔可以在国外生活一年的钱，不必向人伸手，自可以决定自己的去留。

我们这一代的孩子，从小被告诫不要变成“拜金主义”但却不得不承认，有时金钱会给你自由，也许我应该说得更精确一点：有一笔自己赚的钱和花光那笔钱的勇气，会给你自由。

我第一口自由的空气是在英格兰呼吸到的。在剑桥，我报名参加一所秘书学院的语言学校，办了一张学生证，租了一部脚踏车，找到一个寄宿家庭，也变成一个完全没人认识的人。

英国人难免有种族歧视，愿意收容东方学生的家庭离学校很远，每天我须骑三十分钟到一个钟头（端看我这个迷糊鬼有没有迷路）的车，上坡下坡的上学，途中还要经过坟墓区，以及一段可以了望和梵谷画中一模一样的麦田，但全无路灯的公路，如果参加学校活动较晚归来，那真的很希区考克。

我认识了一群比我年轻一些（为此我只好将年龄谎报，减了五岁）的同学，他们来自德意法瑞日，各种腔调的英文都有——当然，我们的腔调也是彼此嘲笑并自我安慰：“哦！比起他来我的英文还不差！”的最好话题。

正是秋天，剑桥的枫树渐渐转红，人们眷恋阳光的最后季节。我们撑篙在剑河上大唱DonnaDonna和伦敦大桥倒下来。我租来的脚踏车二度失窃，因而赔了不少钱。老房东教我，睡前喝白兰地加奶茶可延年益寿，而白兰地和Port酒混合则可治胃痛（对不起，请不要相信！）德籍英俊男同学在“毕业”当天送给我一个吻，意藉男同学则不甘示弱一下给我三个。

念黻一段课程后，我打算前往法国，最惨的事发生了。

为了表示我是个艺术狂热份子，我住进大英博物馆对面的YWCA旅馆，准备把大英博物馆看个够。住了两夜之后，我搭乘地铁准备前往一位朋友家。不过坐了三站，我就发现身上的皮夹不见了。

啊哈，里头有我两张信用卡、一张提款卡，还有五十元英镑。现钞被偷是小事，但“无以为继”是大事。

我急得满头大汗，返回YWCA寻找（这根本是困兽之斗！我明明记得自己把皮夹带出来）；鼓起勇气询问旅馆柜台小姐，却换来一个冰冷的回答：“你的钱既不是在本店丢的，我们就无义务替你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