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不！，还有什么可言？”他立刻否认，并且信誓旦旦“你这么想可不对，艾医生！”他突然这样称呼我，好像在心理上把我推得很远，顿了顿，他又说“我不知这其中有多少是责任，又有多少是从需要发的。我好像需要承担对杨洁的负担。也许这是你没有小孩的缘故，你很难理解。原因何在我也说不清，但是我知自己是于一些原因，才持希望杨洁能好起来。但我希望你不要因此误会，我和她玩完了！彻底玩完了！这就意味着，我们过不下去了，也说不上还有什么，她能被治好，孩能有一个正常的妈妈，那就够了，其余的时间，我会尽可能躲着她。”

我沉一阵，打算把问题说得更明确一些：“李哥，你在逃避问题。我并没有和你讨论杨洁的病情，我的意思是说，也许你需要个可以倾诉的对象，要是你不信任我，安排别人也没有问题，但你确实需要这帮助。”

可李咏霖的声音似乎作镇定，电话里还传一阵笑声，好像把我看成是个善良却少不更事的年轻人。他笑着说：“谢谢你，艾先生，你真是个好人。可是，我没有心烦意呀！很少有什么事能让我烦心。”

“很抱歉，李哥，我和你观不同。你拒不接受帮助，我又没说你需要看病，只是力所能及地给你些帮助而已。谈一谈，有什么坏呢？”

最有趣的是，幻觉认清这个问题，比我的意识要早。John把这称为一“天赋”他说：“你的幻觉超前于你的意识，这就是你的天赋！你会对天赋耿耿于怀吗？当然，它来势汹汹，也许会让你有些惊恐不安！”

于是，我很关心他，希望能和他谈一谈。

然而，离婚的双方其实都是受害者。我试图合理地，不带情se彩地告诉李咏霖，从离婚到杨洁自杀的前前后后，他始终都是那个没得到支持的人，他还需要尽所能地养家，以及支付生病孩的大开销。

而李咏霖威风地宣称：“到来涸在泥土里，火熄灭于柴火堆，废料全被扔了垃圾箱。心理学是那么严谨的科学吗？说真的，艾医生，我压儿就没当回事。但是我知你能力很，才认为你能帮助杨洁，而不是让你来

多，甚至还包括那个怂恿她找大师的朋友——没准人家也是好意。

我反问：“你还着杨洁吧？”

“不，”他毫不迟疑地反驳说“艾先生，你大概是错了，不能把杨洁和我相提并论。我和她一个是，一个是火，这是截然不同的两东西。我是还是火？”这一刻，不知为何他突然爆发一匪夷所思的幽默。

这就是问题所在了，他费财力力想要治好她，就是为了躲着她？如果是这样，那脆让她自杀死了不是一了百了？！我承认自己这个念有些不人，但事实就是如此简单。杨洁的死与生，好像只是存在于李咏霖责任里面的一分，至于孩，仿佛是在混淆视听，我很怀疑对普拉德·威利症患者而言，妈妈是不是真的能有什么影响——何况，李咏霖显然不希望杨洁接女儿。

李咏霖耐着听我把话说完，反问：“怎么，现在我反倒成了病人吗？对不起，艾先生，我很激你的理解，可杨洁才是真正该接受帮助的人。”他把重音放在“真正”两个字上。

“我是很认真的，李哥。你说得对，杨洁的确需要帮助，我也正是这么的。我们每周见两次面，直到她的自杀危机不那么严重，之后，我会更加关注离婚后她生活的重建，相信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里，会取得很好的收效。但是，你正在陷困境，我也能觉你心烦意的痛苦。我想如果你能找人倾诉和帮助，这个情况就会有些好转。如果可以的话，我还能托朋友给你开一些很温和的镇静剂，效果不错，也没什么副作用。”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