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经由河东过来，在风陵关、潼关之地突然一个九十度的大直弯，改向东，一路约二百许里，奔往三门。

苏晋虽然不是官员，不过他博闻记，对于一些重要的数据倒是有印象的，据他说，每年从江淮之地运抵长安的米粮，在宗武后时期大约只有二十万石，开元以来有所增加，却也不过每年四十至六十万石，可以说，对于长安的百多万人而言，这一粮，也只好算作杯车薪。

睛一眯，似乎是隐隐约约猜到了什么，不过他却并没有就此说些什么，只是据李曦所问，据实的回答了一番。

三门峡谷，两岸夹，立千仞，怪石嶙峋，地势险要，河心有两座石岛把河分成三，分别称“人门”、“鬼门”、“神门”故曰“三门峡”砥正对三门，河夺门而，直冲砥，然后分包而过，故曰“中砥”亦号称三门天险。

而与此相对应得，则是第二，那就是长安的人增长问题。

而若是走路，又实在是太过艰难。

但是东边的米粮要想运到洛容易，要想长安，却是极难。洛至长安，七八百里路，其中大半都是难行的山路，殽函天险，神惊鬼愁，若是走陆路，几百里路走下来，运输的行脚费之昂，倍于米价，非官府所能承受。

长安米粮价，首先就是因为供应不足。

别的不说，只是苏晋提供的一份对比，就可略窥其中一二。

所以近十几年来，长安城内屡屡粮荒。早在二十四年前，中宗景龙三年（即公元709年，作者注），关中地区曾遭遇大灾，当时的文武大臣就曾建议中宗迁都洛，中宗当时便怒：“岂有逐粮天耶？”可见当时的长安缺粮到了什么程度。

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号称沃野千里，其实可供耕的田亩有限，而且历经千年的开垦和耕，地力渐渐趋于贫瘠，产不，即便是大唐立国以来，积极地修缮了很多前朝留下的利工程，极力的引导百姓们务农耕，但是仅靠关中地区的产，扣除了百姓们自己的粮之后，仍是本就不足以供应长安城中所需。

而往东呢，东边不是河南还是淮南，乃至于再往南的江南，都是富粮区，自然是有实力支援长安的，而事实上，朝廷每年都有漕运从江淮之地运达长安。

据他说，太宗贞观年间，朝官至少时只有六百四十二人，吏有册可查的，但是到了当下，去年，也就是开元二十年的时候，吏的统计数据是长安城内的朝官已达一万七千六百多人，较之太宗时多近三十倍

经他一说，李曦立刻就基本上把握住了长安米价腾贵的原因之所在。

关中地区，乃至于大唐全国能够提供给长安的米粮就是只有这些，在国朝定鼎初期，长安还没有那么繁华，这些米粮自是够用，但是随着国家一天天盛，长安作为天之都，地位越来越显赫，外来人极多，再加上关中本地人滋生，百余年间，长安城的人从当年的二十来万，一跃突破百万，至今已经是百万不足以其数了。

而时至今日，即便玄宗皇帝以天之尊，仍是不得不每隔一段时间就被迫的带着一大帮朝廷大臣远足跋涉的到洛去“就”习惯了一个“逐粮天”了。

三门，即三门峡。又称三门山或砥山。

因此，虽然东边有的是粮，但是隔着一个三门峡，长安的居民却只能是坐在昂的粮价望穿双了。路况如此，叫人徒呼奈何。

可想而知，有了这等天险阻，东边有再多的米粮，却也是无法运到长安来的，即便是下每年江淮过来的漕运，在经过三门的时候，仍是事故频发，动辄船沉人亡。

苏晋居官多年，其中光是在长安官就有前后十几年，而且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都是官居位，所以同是一个粮问题米价问题，在他中娓娓来，却是立刻就比庚新这个小家的境界大了不止一倍两倍，而且论事之细致，也是不可同日而语。

一百万人的吃饭问题，如山之重。

如果李林甫所说的粮一事不是虚言的话，一旦他真个的举荐了李曦任相关方面的官职，那么很显然，这一摊将上就压到李曦的肩上。

而且长安地关中平原，往西、往北，都比关中地区还要贫瘠，自给自足已是不易，本就不可能给长安提供太多过剩的米粮，往南的剑南倒是富庶，但是蜀之难难于上青天，转运极其艰难，所以基本指望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