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经典中，三雍是礼乐教化的象征。

昔年殷纣天下，脯鬼侯以飨诸侯，周公于是辅佐武王讨伐殷纣。后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继而天下服。七年，致政于成王。在先秦典籍中，明堂多为布政之所。《孟梁惠王下》中说“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如行王政，则勿毁之矣。”其实，明堂之制除了祭祀、布政外，还包括诸如内治、建官、颁朔、望气、大教、学校、养老、尊贤、飨等多项礼制活动。

“也就是说，朝中很多古文经学派的大吏也是支持‘今礼’，就是九室明堂制度了？”曾炩问。

本朝立国之初，儒生们期望能“正明堂之朝，齐君臣之位，举贤材，布德惠，施仁义，赏有功”，而陆贾、贾谊等学士亦提了“礼乐教化”安天下的主张。但当时天下刚刚平定，财赋匮乏，将相只能以车代步，广设礼乐、详尽制度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在这内无余财，外有敌，诸未平，匈又至的混局势下，本朝初期只能行“黄老”之学，行无为之政，以便让百姓休养生息。

到了孝武皇帝时期，国事渐趋安定，财赋稍有盈余，这时才有论礼乐、建明堂之议。赵绾、王臧等公卿大臣打算仿照古制，在长安城以南建明堂，但由于“三雍”是儒家

赵松了“总理大人，我急急忙忙来见你，就是想向你解释三雍一事。今天朝堂上，荀大人、崔大人、郗大人等大臣明显占据下风，这对朝廷的新政非常不利啊。”

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就位，上圆下方，八窗四闼，布政之，故称明堂。明堂，盛貌，周公祀文王于明堂，以上帝五之神，太微之中有五帝坐位。郑玄大师同意淳于登之言，认为本朝立明堂于丙巳，就是由此而来。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合五行之数，《周礼》依数以为之室，德行于今。因此，建三雍应依古礼，明堂应为五室。”

曾炩暗暗吃了一惊。建一个三雍，采用何明堂制度，会对新政不利？他望着神情严肃的赵松，轻轻挥了挥手“你慢慢说，我仔细听着。”

先秦时期，礼乐教化一直是儒家孜孜以求的治国理想，然而在秋战国，兵戎纷争，烽火连锦，以礼乐行教化所必需的稳定局面并未现，儒家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迂阔之学”

赵松笑着说：“所谓‘今礼’，最早见于《大礼记盛德》，也就是光武皇帝中兴后所采用的明堂制度。《礼图》中说，建武三十年作明堂，明堂上圆下方，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即为现在洛明堂的九室建筑格式。‘古礼’则是指《周礼考工记》所载的五室明堂之制。至于和今、古文经学有什么关系…”赵松迟疑了片刻后，继续说“德大师是今文《礼》学大家，因此一般来说，持‘今礼’观念的儒士几乎都是今文经学一派，但也有例外，比如蔡邕、卢植两位大人。他们是古文经学大家，但持明堂制度为‘今礼’，并把它写了《汉书》。”

赵松是赵云的远房叔父，近些年和曾炩的接越来越多。曾炩很喜他飘逸洒脱的格，喜和他聊聊天，向他请教一些**上的事，彼此很投缘。看到赵松来访，曾炩急忙把他迎到书房，急切问：“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怎么觉得朝堂上的气氛越来越不对啊？这个‘今礼’和‘古礼’是怎么回事？和今文经学、古文经学有什么关系？”曾炩对这些“古礼”、“今礼”是七窍通了六窍，一窍不通，在朝堂上也是被一帮人吵得，不知所云。

大臣们很快分成两派，在朝堂上吵成一团。

明堂是周制最重要的礼制建筑。明堂之制自西周开始广为传。

曾炩昏昏脑地回到了府邸，还没坐下喝，谏议大夫赵松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