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飞机为设备，赚取爱好冒险的年轻人的钱。

民用的航空器运输则仍是由飞艇为主导，最远的航线目前是从北京到广州，全程经停济南，上海，杭州等大城市，时速虽然只有四五十公里，但仍然是吸引了不少人流。属于齐柏林和皇家名下的太原齐柏林公司开发出适合载客的大飞艇，从中赚项不少。

国内的这诸多变化都催生了工业的持续大爆发，钢铁产量在1900年突破五百七十万吨后，在1902年便突破了入百万吨大关，雄心勃勃的张之洞立下了宏愿，要在两年内突破千万，以此为标志的工业兴国工程也正式全面爆发，工业已经成了年轻一代的整体呼声。

与之相对应的，是国内的农业利益，以大地主及部分官僚为主体阶层的农业利益阶层，开始在新儒党内占有一定的地位，如果硬性的要分的话，农业，工业，中间三派几乎可以形成三四三的比例。

几乎每年的新儒党年会上，都有代表提出朝廷决策应当适当向农业倾斜，但每次都会以争论收场，每次都需要我亲自发言来结束争论，次年当然会调整些许倾斜政策，给农业利益一些安抚，但第二年情况也依然故我。

中国这个农业立国了几千年的大国，第一次出现了足以对农业形成威胁的工业规模，并在政治上得到了体现。

商业利益也开始进入政坛，在允许地方士绅进入乡老会并事有一定参政权力的地方行政新体系建立后，一些通衢大城，往往除了新儒党某某府党部之外，在对面就有相应的党派唱对台戏，双方以孔庙为核心，依附而建，这些城市的孔庙附近，往往都是新生政治力量的聚集地。

商人的全国党派性联盟叫中华商绅朕会，并依托经济实力，在大城市附近的乡镇行政单位中，依靠财力获得了选民的支持，在基层层面上，商绅联会的人士几乎占据了经济发达地区的所有基层行政权力。

这些变化，都让我有些忐忑，又有些欣喜，可以说这都是我一手引导出来的，而将来新儒党由于利益而出现的拆分也是不可避免，党派政治似乎从没有离我那么近过。

除了上述两个党派后，长江沿线的工业发达地带，也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工人组织，只是由于没有一呼百应的人物，所以工人的组织以地域性划分，什么江宁船工联，苏州织工会等组织层出不穷，这都是拜朝廷开放党禁谕旨所赐。

党派的引导性工作统一交给了拆分后的教化部，在党派注册，管理等方面，教化部起到了一个全国各党派的总体管理职责，当然，他还负担有原先的全国思想体系管理，全民教化等事宜。而拆分出去的宣传部，则分管出版物，艺人管理等琐碎的行政事宜。

移民和归化争务随着近年来朝鲜，琉球，日本，天海这几个藩属国的请求规划人数增多，逐渐也开始重要起来，目前设在新蜀省东宁府的东海教化司，这项任务几乎成了第二大的任务，也开始出现了拆分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