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多，比我们战马多，可是他没有我们火炮多，没有我们弓箭多，也没有我们粮草多，归根结底是没有我们银子多。可是现在我们的银子要少了，我们就没有钱来打仗了，士兵们没有军饷还会尽心竭力地给你打仗么，皇太极不用军饷，那是他允许士兵到处劫掠，所得归自己，所以士兵才那么凶悍。可是我们不行，我们的士兵不能去抢劫，他们是拿军饷打仗的，好了，说这些也是太多，今天召集大家的是要解决危机，简单一个字就是‘钱’，大家捉摸这个钱怎么弄吧。”

说了这么多，我口都干了，干脆简化主题，我喝了一口水观察众人反应，看着众人一个个紧锁眉头我心中暗笑，其实主意我早就想出来了，我就是想给他们出出难题，让他们也站在一个领导者的角度好好的看待问题，并想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邓希贤可是隐忍了半天，刚才讲的是军事他插不上口，可现在说到挣钱他最拿手，尽管海外市场萎缩，但是我们合作的盐业以及伟哥的专卖依旧红火，邓家受到打击的大都是刚刚成立的一些下游产业，但尽管如此他也不能容忍自己的产业萎缩甚至是破产，再说他更不会和钱过不去。

“现在不光是朝鲜连同中原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银子，是白银，可以说这场危机的由来在于我们缺少白银，而不论在朝鲜还是中原贸易都是以白银来结算的。

北直隶、山东、河南、两淮及江南松江、江浙沿海、湖广东部平原丘陵地带的盛产棉花，太湖流域湖州、嘉兴、杭州等府的蚕桑生产，闽广的甘蔗和果木种植，安徽、浙江的茶树种植，闽赣山区的蓝靛、杉漆生产，等等，这些都是商人从前用来谋生的渠道。然而丝织、铜铁等矿产的开采和冶炼、铁器制造、陶瓷、漆器、造纸、印刷等行业，都依托于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没有市场，这些昔日在西洋能卖出千金的东西如今就根本不值钱，因此我强烈要求海军打开倭国通道，取得白银来源，并且迫使日本天皇向我们开放港口，加大贸易量，为此我邓家愿意出资赞助这次军事行动。”

邓希贤说的很简单，也很直白。北京一战他下了本钱，我没有让他失望，迫使崇祯开放了中原沿海的港口，这次也不例外，对付倭国邓希贤对我很有信心就好像我一定能打胜一样。打开港口，开放市场，这是目前所有商人的心声，邓希贤几乎是一到朝鲜就和我谈起这件事，这也是他此次来朝鲜的主要目的，他是这些商人的代言人。

商人们的要求我自然会考虑了，促进工商是我的基本国策，明清时代的“资本主义萌芽”一向被津津乐道。众所周知，关于“萌芽”的记载很多都出于明清人的笔记，而笔记中未免没有夸大的成分，况且许多笔记中常有狐仙鬼怪之谈，其可信度不应很高。中国的旧传统，一向对大商人、大地产怀有仇视心理，政府往往会采取拆散大地产的行为，故而经济发达的江南，很少有千亩以上的地主；而对商人，往往任其由官吏勒索；对于更富有的商人，政府则会采取严酷的手段(这取决于地方官吏的好恶)，加以莫须有罪名，乘机抄没家产等等。因此，商人与地主们不能形成足够大的经济力量，对小农式的经济造成威胁，正因为如此对于开明的朝鲜政府以邓家为首的众多中原商人才看到了希望。这些都因为我鼓励商业的结果，当然也有巨大利益的诱惑。

至于我为什么部已开始就直奔这个主体而是等邓希贤说出来，我自然是有自己的算盘，由我说那就变成国策了，钱要国家出，赞不赞助全要靠这些商人自愿。然而这次不一样，是邓希贤他们主动站出来要求攻打日本的，军费自然是他们承担了，应该说邓希贤如此着力少不了我从中鼓动，给他分析利弊，一步步引着他按照我的意图最后捅破这层窗户纸，并且心甘情愿的掏出军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