绩好，具有钻研精神的学生，建立了奖学金制度给予鼓励，这样极大的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本来这时的教育就不成体系，也没有办法成体系，基础太薄弱了，几乎所有学科都要从头开始，前人可以借鉴的少之又少。

中国在古代有什么科技？记得竺可桢先生早就指出，中国古代只有技术，没有科学。指南针只能算是发现，因为那本来就是存在的真理，中国人比西方人多发现了那么多年，但是没有用罗盘和指南针去开创航海时代，而是任凭道士装神弄鬼的看风水；火药就更是歪打正着了（我就不用说了吧，也不好意思说）；造纸和印缩虽然比西方早，但是印刷出来的书大多都是四书五经，八股文章，很少来宣传和传播科学知识。其他的能拿上台面的那点东西也都是在生产中积累的经验（中国发展了几千年还能没点经验的积累？），根本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公理、定理体系（这一体系早在古希腊就已经在西方建立起来了），更别说建立在这一体系上的科学了。在传统汉文化中，一切与科技有关的东西只能算是拙虫小技，文章才是千古大事。

要改变这些哪是一着一夕的事啊，这才是大学杂乱无章，没有套路的根本原因，因为没有套路可寻所以才四处乱闯，摸着石头过河，研究项目的申请制度无疑的对科学体系化产生了良好的作用，每个项目申请前必须对其可行性，和前人所作的工作进行调查，这无形中将从前看似不相关的东西联系在了一起，使之脉络逐渐清晰，并且以书面的形式进行记录和总结，资料多了，各学科的雏形也就开始渐渐的形成，分工不断精细，原始和化学、物理、生物、地理等学科呼之欲出。

其实前人的经验和技术真的是很丰富，只是国人一直不重视纪录和发掘，致使很多技艺失传，这无非是儒学对各种其他学科的敌视和排斥，当然了平壤大学也是有这么一些人存在的，自命清高顽固不化者我也有办法对付，你不是喜欢鼓吹么，你不是安于清贫么，那么我就随你的心愿，凡是这些人所申请的研究项目，我几乎一概不予批准，那些参与其中的学生获得奖学金的比例少之又少。

纯粹生活与精神世界的人是不存在的，尤其是那些年轻的学生，很少能有人抵得过丰厚的奖励的。没有多少时间，这些儒家八股的坚实信徒们都开始了动摇，随后出现的“变节”与此同时我树立了李之藻这个典型。亚里士多德虽然经常胡说，但是让他说对的地方也是不少，尤其是他的逻辑演绎理论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所以我拨了专款资助李之藻《明理探》的翻译工作。李之藻所获得的《名理探》是1611年在德国印行的，全书二十五篇，此前李之藻只翻译了前十篇。在我的资助下，李之藻聚集和很多学生来和他一起推敲和翻译这本《明理探》，并且请来了汤若望和傅泛际。这个翻译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争论和讨论的过程，对于很多眼里士多的谬论都进行了修正，对于所有参与这次翻译的人自然是优惠多多了，将那些成天还在背八股的学生羡慕的不得了，纷纷另投师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