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驱逐浄的富农以及白匪、反**分子，组织了“对粮食供应和播种工作的破坏活动”

作家米哈伊尔。肖洛霍夫曾向朱加什维利抱怨说，顿河地区“集体农庄经济遭受了巨大损失。”朱加什维利则回答说：“亲爱的肖洛霍夫先生，贵区那些尊敬的农民企图破坏对城市和红军的粮食供应。这种破坏行动是暗中的，表面上并不显著，但它并不能改变如下事实：尊敬的农民们实际上在进行一场反苏维埃政权的饥饿战争…”把农民的饥饿说成是反苏维埃的战争，这样的话也只有朱加什维利才能说得出来。

而事实到底如何，目前全球主要国家似乎都还不太相信或者说无法真正确认，但叶枫这个来自后世的人却完全是相信大饥荒的真实，真实的情况甚至比所有人想像的更为严重，也更为邪恶。

在历史上大部分学者大多赞同这样的观点，即苏联大饥荒是在朱加什维利农业集体化运动的背景下出现的灾难，造成饥荒的原因有自然因素，但更主要的却是人为因素。特别是饥荒最为严重的乌克兰，这次饥荒有时被认为根本就是故意制造的、针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行动。

这一点，叶枫同样相信，至少受灾最重的乌克兰的大饥荒是自然灾害，但若没有人为推动，绝不可能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

后世的乌克兰历史学家普根据已经解密的档案资料显示，乌克兰大饥荒的主要责任者之一、当时的乌克兰**第一书记斯塔尼斯拉夫？维肯季耶维奇？科西奥尔在1930年夏季当地一次**干部会议上下达指示说，乌克兰农民不原意同苏联政权合作，试图扼杀苏联政权，但苏共政权的敌人打错了算盘，**干部的任务就是要到乌克兰农村中收缴藏匿的粮食，让农民们也尝偿饥饿的滋味。

在1932年到1933年大饥荒达到高峰时，乌克兰农村中开始出现了人吃人，以及在冬季把已经埋葬的猫、狗、家畜和人的尸体重新挖出来再食用的事件。

而且在推行农业集体化期间，大量苏共党员被派往农村，动员农户加入集体农庄，但他们在乌克兰遇到了消极的和积极的抵抗，最终导致对乌克兰“富农” 阶层的集体逮捕和流放。

大量擅长耕作、富于农业经验的乌克兰农户被划为“富农”全家流放至东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导致乌克兰本土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率下降。免于被流放的农户，因为担心被划成富农，因此不愿耕作，其直接结果就是1932年乌克兰粮食产量暴跌。当年预期在全苏联可以收获9070万吨粮食，但是实际上只收获了5500万到6000万吨。苏联政府征得的粮食数量也从预期的2650万吨下跌至1850万吨。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1932年8月7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布了一项新法令，规定“盗窃集体农庄财物”可以判处死刑。这一法令从根本上禁止农民将任何农产品据为己有。至1933年1月，有 7。9万名农民根据该项罪名被逮捕，其中4880人被判处死刑。

在禁止农民占有收获的粮食后，1932年12月6日，苏共政治局颁布了另外一项秘密命令，将全乌克兰的所有生产资料（农具、牲畜、种子）收归公有，禁止将任何粮食和制成品运入乌克兰农村，并在全乌克兰禁止商品和农产品的异地买卖。此外还向乌克兰农村派出了搜粮队，没收农民的余粮、口粮和种子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