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监察秘密调查之后王财不得不承认，他这些无能的手下为了显示政绩真的把国家的银打了漂，心中的愤怒可想而知，立时就把内阁各首长喊来一顿痛骂，下令重新考三年内升迁官员的政绩，如果有此类虚报假的，一律就地免职，对于那些严重浪费国家财产的官吏全下狱，律治罪。不过这件事情也让王财意识到制订长期计划的重要，拉着内阁重臣仔细研究了几天，决定自太平二年（1861）起，各省均以五年为限，制订五年计划，对于此后兴建的各工程、项目都必须计划清楚，度支合理，由工审批后方能施工建设，工程完工后，监察将派专人检验，对于任何从工程中谋取私利的官员，不论职务大小，一律依法严办。

些东西都要银么？”这才让王财反应过来，一个比较富裕的地方每年财政收不过十几万两银，其中二成还要上给国库，那他怎么可能每年都投这么多的银来不断的建设各工程项目呢？要么是他们上报的是虚假的计划，要么就是他们真的了这蠢事！

如今帝国政府大小事务虽然仍需经皇帝批准，但实事上内阁已经有较大的自主权了，由内阁首辅大臣与行政各首长共同组成的帝国内阁在国内政治民生上得到了皇帝的充份信任，王财如今基本上不再过问的政策问题，只是在大方向上盯的比较，同时为了更好的监督行政官员廉洁守法，白逸生领导的监察衙门也从内阁下属编制中脱离，更名为监察，与唐叶的警务，韩寒彰的特别情报（特情）共同组成了国家安全，容闳领导的立法院，莫仕暌的刑宣（前刑）共同组成了国家法务，从内阁、国家安全、国家法务三个方面手来化对官吏的监督与国家的控制。比如说办一个案，首先是监察据立法院所立法律条文来判断当事人是否违法，如果违法，则监察将案卷结论给刑宣审理判决，刑宣审理完毕再转给警务执行，在这过程中，内阁又对国家安全，国家法务拥有质询权，三者都对帝国最领导者皇帝陛下负责。

这将行政权、立法权、执法权三权分立的行政系无疑是受了国人的影响，虽然王财舍不得放弃皇权，但是愿意采用三权分立的办法来建立帝国政府架构，这也让容闳喜望外了，至于国家领导者是皇帝还是总统他并不在意，因为无论是皇帝还是总统，只要将来能把他们的权力通过法律的办法来加以约束，那皇帝与总统并没有什么区别，照王财的命令跑到京师近郊与那些抗租抗粮的老百姓待了一个月的容闳，回来之后便彻底放弃了要在中国搞完全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容闳发现中国的普通百姓对于皇帝的迷信是固的，让他们自己吵吵闹闹的去选一个总统来简直不可能，不说选总统，就连他组织老百姓投票选择纳赋定额也是一败涂地，要么茫然不知所谓，要么争吵不休，大打手，直到今天他才真正明白王财所说的“军政、训政、宪政”的刻意，为了实现“宪政”的目标，中国至少需要一百年的时间来实行“训政”而面对这样的国民，只有有力的政府才能够保证“训政”的顺利推行，在容闳看来，只要王财最终愿意实现君主立宪制，那都是中国民主制度的伟大步。

与这相比最让王财痛的是在江浙推行的新圣库保险制度，无论各级官员如何解释，老百姓就是不愿意银存到圣库去，正如当时王闿运说的，他们宁可在家里的墙角掏个地藏那辛辛苦苦攒了一辈的十几两银，也不愿意几钱银给政府，整整三个月时间里，江浙两省登记缴纳圣库保险金的百姓占两省总人的一成都不到，这让办事的官员很无奈，也让内阁琢磨着是否要继续办下去，但他们几次想中止这个闻所未闻的福利制度都被皇帝毫不客气拒绝了，无奈之下内阁只能通过增加福利税收的办法来实现，谁知上报到皇帝那里又被否决了，这真让内阁伤透了脑。最后还是王财给他们了个主意，虽然人少，但毕竟江浙还有近一成的老百姓投了保的，那就多树几个典型来，这些人中间谁家要是了什么事，圣库要舍得往外掏银，只要老百姓看到这些典型真正得了实惠，不怕他们不一窝蜂的抢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