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人家，坐床边里聊天是很正常的，许多人家甚至都没有客厅的概念。

景语兰有些担心的，到卫生间里，很快走来，坐到杨锐边，陪着他说话。

景语兰未经世事，未曾料到杨锐的险，一边安，一边帮他想主意。

一个委员会总归是件大事，景语兰就问杨锐：“你是担心不好吗？这个委员会不懂，不过，蔡教授既然邀请你了，应该还是看重你的才华的…”

这不同于官僚的权力方式运作方式，用阿姆斯特朗的话来说，加一个委员会，是学术人生的一小步，是学霸人生的一大步。

没多长时间，景语兰突然发现，杨锐已经盘膝坐到了床上，手也搭上了自己的腰。

说着，他就推着景语兰卧室。

不过，挂衔归挂衔，起仍然是很重要的，这就好像一个人，在某个岗位上工作了十几年，成绩斐然，到槽的时候，自然是好些个公司抢着要，待遇还能提。但这个人的第一份工作，仍然意义非凡。而且，也不是说他得到了第一份工作，随便瞎混十几年就行了，学者们加委员会，也是要分亲近远疏的，必须要着重工作的那个委员会，而成果来，否则，想有第二份工作，也是困难。

“蔡教授只是提名，能不能通过又是两说，再者。gp委员会里估计都是老，找个老太婆都不容易，我去了，没有共同语言还是小事，如果一话语权都没有，来的东西还挂我的名字，那可不开心。”杨锐也不是一顾虑都没有的，只是他此时说话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解决问题。

国外的学者其实也是一般的情况，有些甚至直接加了私营的咨询公司，或其名曰智库之类的组织，归到底，都是类似的工作。

杨锐脑中神光乍现，说：“有懵。”

于是，杨锐就和景语兰聊起了天，说起了gp。

杨锐挂掉电话，继续坐在沙发上想了一会，这时候，却见景语兰蹑手蹑脚的走了来。

四目相对，景语兰突然有些不好意思，悄然的直了腰板，：“我要用一下卫生间。”

景语兰一看，立即站不住了，问：“怎么了？”

景语兰怀疑的看了一下杨锐，问：“你没事吧。”

最典型的例是袁隆平。他没院士之前就火的不行，提起中国的农学的代表人，普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他。领导当然也是普通人，即使不特意的去考虑，脑袋里一过，说不定就又是一个委员会的名额。

他就参与，能通过他就上阵。

…

“哦，你用吧。”杨锐不以为意。

说了没两句，杨锐站起来，：“没事儿，你去睡吧，我没关系。”

学者其实经常遇到类似的事，要是脑门上落一个院士之类的衔，三五不时的就会有一个委员会的衔掉下来，当然，像是gp这样的重要的委员会的衔，因为要很多工作，通常不会白给，但保不齐有的委员会要借资学者的名来说明委员会的重要。

小小的房间，客厅和卧室本来就没多少距离，杨锐三推两推的，就和景语兰坐到了床边上。

“算是好事吧，就是不知何去何从，你先去卫生间，我自个再想想。”杨锐哪里是不知何去何从呀，他就是随便找了个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