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基本事实是：秦国与秦帝国时代，受刑罚的罪犯确实相对较多，即或将“囹圄成市，赭衣路”、“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这样的描绘缩理解，罪犯数量肯定也比后世多，占人比例也比后世大。然则，只要分析，就会看其中蕴的特异现象。

其四，秦法的社会平衡，使其实现了古典时代度的公平与正义原则。

秦始皇在位的十二年，又因为大规模文明建设所需要的社会动员力度，因为镇压复辟所需要的社会震慑力度，也因为尚无充裕的社会安定而行历史反思的条件，帝国在短促而剧烈的文明整合中，几乎没有机会去修改秦法，使战时法治转化为常态法治。是故，直到秦始皇突然死去，秦法一直于战时法治状态，一直没有来得及大规模地修订法律。

就现战时法治的五大效能而言，帝国法治的创造无与比。第一效能，秦法创立了“奖励耕战”的激赏军功法，使军功爵位不再仅仅是贵族的特权，而成为人人可以争取的实际社会份；第二效能，秦法确立了重刑原则，着力加大对犯罪的惩罚，并严防犯罪率上升；第三效能，秦法创立了连坐相保法，着力使整个社会通过家族族的责任联结，形成一个荣辱与共利害相连的实群；第四效能，秦法确立了司法权威，极大加了执法力度，不使法律于虚设；第五效能，秦法确立了移风易俗开拓税源的法令系，使国家的财力战力在可以不依靠战争掠夺的情况下，不断获得自增长。

凡此创造，无一不现远大的立法预见与刻的行法察力。

从总上说，秦法的五大创造保持了的社会平衡：激赏与重刑平衡，尊严与惩罚平衡，立法度与司法力度平衡，改现状与发掘潜力平衡，族群利益与个责任平衡，国家荣誉与个奋发平衡。法治平衡的本质，是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正因为秦法有度的社会平衡，所以才成为乐于为秦人接受的良法治，才成为有度凝聚力与激发力的法制系。

其三，认知作为战时法治的秦法的基本特征。

其一，秦之罪犯虽多，监狱却少。大多罪犯事实上都在松散的监状态下从事劳役，否则不能“赭

在一个犯罪成本极，而立功效益极大的社会中，人们没有理由因为对犯罪的严厉惩罚，而对整个法治不满。否则，无以解释秦国秦人何以能在一百余年中持续奋发，并稳定大的历史事实。荀云：“秦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数者何？不是法治公平正义之力么？在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上，甚或在整个人类的文明史上，几曾有过以罪犯成军平的历史事实？可是在秦末，却发生了在七十万刑徒中遴选数十万人为基本构成，再加官府隶的弟，从而建成了一支锐大军的特异事件。且后来的事实是：章邯这数十万刑徒军战力非凡，几乎与秦军主力相差无几，以致被项羽集团视为纯正的秦军，而在投降后残酷坑杀了二十万人。

从文明史的意义上说，秦帝国没有机会完成由战时法治到常态法治的转化，是整个中国民族在原生文明时代大的历史缺憾。而作为端文明时代应该有的文明视野，对这一法治时代的审视，则当准确地把握这一历史特质，全面开掘秦法的历史内涵，而不能以当代常态法治的标准去指控古典战时法治的缺憾，从而抹煞其历史步。果真如此，我们的文明视野，自将超越两千余年“无条件指控”的冰误区。

这一历史事实，说明了一个法治基本现象：只有充分现公平正义的法律，才能使被惩罚者的对立心态消除。在一个法治公平——立法与司法的均衡公平——的社会里，罪犯并不必然因为自己受重刑而仇恨法治，只有在这样的法治下，他们可以在国家危难的时候拿起武，维护这个重重惩罚了他们的国家。

战时法治，从古到今都有着几个基本特征。即或到了当今时代，战时法治依然有如此基本特征。战时法治的超越时代的基本特征，是五个方面：一则，注重激发社会效能；二则，注重维护社会稳定；三则，注重社会群的凝聚力；四则，注重令行禁止的执法力度；五则，注重发掘社会创造的潜力。

这一整法律制度，堪称完整的战时法治系。战时法治系与常态法治系的相同，在于都包括了人类法律所必需的基本内容。其不同，则在于战时法治更调秩序效能的迅速实现，更调对人的积极的激发。是故，重赏与重罚成为战时法治的永恒特征。秦法如此，后世亦如此，包括当代法治最为发达的国家也如此。从此发审视秦法，我们对诸如连坐法等最为后世诟病的秦法，自然会有一历史的理解。连坐相保法，在中国一直断断续续延伸到近现代才告消失，期间意味何在？何以历代尽皆斥责秦法，而又对秦法最为“残苛”的连坐制度继承不悖，这便是“外王而内法”么？这公然以秦法为牺牲而悄悄独享其效能的历史虚伪，值得今天的我们肯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