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之时，王浸坏，教化不行…陵夷至于战国，韩任申，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三夷之诛，增加刑、大辟，有凿颠、胁、镬烹之刑。至于秦始皇，兼吞战国，遂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躬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日县石之一。而邪并生，赭衣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

《汉书·刑法志》云：

了。

唯其有代表意义，我将其对秋战国秦的指控摘引如下：

《汉书·货志》云：

历史的荒诞，也正在这样的时期定型了。

《汉书·货志》与《汉书·刑法志》，是东汉官方对历代文明框架（制）的总看法。在这两篇概括叙述并评判历代制的文献中，完全可以看“暴秦”说的新面目。这两篇文献对华夏文明程的总评判是：以井田制为轴心的夏商周三代“王制”文明，是最的理想社会状态；自秋战国至秦帝国，则是最为不堪的沦落时代；西汉之世，始承平昌盛。基于此等价值标准，这两篇文献的定式是：开首皆以大段篇幅描绘三代“王制”的田园诗画面，接着语气一转，便开始严厉指控秋战国秦的不堪与暴，之后再叙述西汉的承平国策。

隋代，对文明演史的探讨又是一变。

隋虽短促，然却是三百年分裂之后再度统一中国的重要时期，是华夏族群的第五次大一统。从实际制度框架说，隋继承了秦制无疑。然则，由于此时距秦帝国已经千年之遥，且又经过了西晋之后的三百年分裂战，隋对文明演的审视，遂开始以西晋之后的历史演为主，对两汉之前的历史已经很少涉及，对秦政得失的探究则更少了。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基本面看隋代对秦文明的模糊肯定。隋文帝杨注重实务，临死之遗诏开首便是：“嗟乎！自昔

步两晋南北朝时期，华夏大地纷争频仍，又逢北方诸族群相继占据北中国，政权不断更迭，相互攻伐不断。当此之时，中国关于文明史演的探讨几乎趋于沉寂，玄妙清谈弥漫一时。无论是官府作为，还是官学私学，对历史文明的总探讨及其理论总结，都几乎趋于销声匿迹。这是一个特殊的沉沦时代，两汉时代注重文明演探讨的历史视野，这时已经变化为注重个人验的思辨“玄学”在玄学清谈弥漫之时，偶然也迸发些许文明史探究的火。葛洪的《抱朴·外篇·用刑》，便对秦亡原因了探讨，认定秦亡并非严刑而亡“秦其所以亡，岂由严刑？秦以严得之，非以严失之也！”其余，如过廷尉的刘颂、过明法掾（解释法令的官员）的张斐，也都曾经从论说法令演的意义上肯定过秦政。当然，这些声音远非主，几乎没有实际影响力。

周室既衰，暴君污吏慢其经界，徭役横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诈，公田不治…《秋》讥焉！于是上贪民怨，灾害生而祸作。陵夷至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谊，先富有而后礼让…及秦孝公用商君，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虽非古，犹以务本之故，倾邻国而雄诸侯。然王制遂灭，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万，而贫者糟糠；有国者兼州域，而弱者丧社稷。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男力耕不足粮饷，女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也。海内愁怨，遂用溃畔。

东汉官方认定“暴秦说”之外，学人官员的个人评判，也循此基准多有呈现。但是，这一时代的文明史视野已经大为弱化，官员学者个人即或有局肯定秦政的论说，也是星星不成气候。诸如东汉之桓谭、王充，皆有局肯定秦政之文章，然已成为极其微弱的声音了。

东汉王朝在实际奉行秦文明的同时，官方意识却更为明确地指控秦文明，更为调地颂扬三代王制，从而弥漫一郁的弦外之音：三代王制本仍然是值得推崇的，只是王莽的复辟还不够准而已。再次确立这实际建政法则与意识形态价值原则的荒诞割裂，是“暴秦”说弥漫为历史烟雾的基所在。

东汉之后，华夏再度陷了分裂割据状态。三国时代的剧烈竟争，颇有小战国气象。基于竞争本的需要，这一时代对历史的重新认知，有了新的可能。由于《三国志》乃晋人陈寿撰写，且没有总括叙述某领域历史演的诸《志》专类，是故，无法评判三国及西晋的官方历史意识。然则，从这一时期各方实际奉行的政策制，以及著名君主与政治家的历史评判言论，仍然可见其对秦文明的总评判。这评判，较之东汉松动了许多。曹被《三国志》评曰：“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超世之杰矣！”而曹对秦皇汉武的肯定也是明确的，其《置屯田令》云：“夫定国之术，在于兵足。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在三国大政治家中，唯有诸葛亮对秦政表现继承东汉的荒诞割裂：实际奉行而理念否定。诸葛亮《答法正书》云：“…秦以无，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足见其忠实秉承东汉之传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