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在当年是江南的一个大都市，那里有山林湖海，是一个妙不可言的地方，有句谚语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欧修对苏轼的试卷备加赞赏，却产生了一个误会，他以为这份试卷是他的朋友曾巩的大作，为了避嫌，把本来列为首卷的这篇文章改列为二卷。结果，苏轼那次考试，本来应该是名状元，却列为第二名探。

在皇帝对佛教徒赐见时，苏轼便把此人推荐上去。佛印在皇上驾前力陈对佛教的信仰。皇上见他颀长英俊，面容不俗，说他若肯家为僧，就赐他一个度牒。度牒是僧人的一个资格证。当时，持有这个证件的僧人可以免除各赋税和徭役。赐他一个度牒，是皇上对佛印的恩赐。佛印当时退两难，只好答应家。

司光归隐之前，赵顼曾对他说，苏轼的人品欠佳，说司光对他的评价似乎过。

2、寄情山

仁宗皇帝当年选用苏氏兄弟时也曾说过，朕为后代选了两个宰相。就是这样一位人，为王安石所不容，被逐京城，判杭州。

欧修是当时的文学权威，一字之褒，一字之贬，足以关乎一学人之荣辱成败。当年的一个文人曾经说，学者不知刑罚之可畏，不知晋升之可喜，生不足，死不足惧，却怕欧修的意见。可见欧修在当时文坛上的分量。

欧修对苏轼有一个评价，他曾对人说：“读苏东坡来信，不知为何，我竟喜极汗下。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人地。”

佛印富家，原本没有打算家。传说他的生母就是李定的母亲。显然，他的母亲曾嫁三次，和三个丈夫各生一个儿，这在当年是不多见的。

苏轼在杭州任通判，除去审问案件，公务并不是很多。而他所审理的案件，多是一些违犯王安石新法的良民，犯的那些法条，都是他所反对的。可那又都是法律，他无权更改，不喜还得执行。因此，公务闲暇之余，他便寄情于山。或与亲朋、名舟于杭州西湖，或与文人墨客游玩于名刹古寺。不仅留下了许多脍炙人的诗篇，还留下了很多喜闻乐的故事。其中尤为让人乐的是他与佛印的故事。

欧修的这段话传去后，苏轼一时名声大震。

赵顼搞了个折中，将苏轼下放到风景秀丽的杭州为判官。

司光当时回答很巧妙，他说：“陛下是指有人控告他吗？我对他知之较。陛下知，谢景温是王安石的亲戚，控告是王安石的授意。再说，苏轼虽然并非完无缺，但比那个隐瞒母丧不报的畜生李定，要百倍。”

苏轼的文章传自家学，博通经史，更擅长文学，下笔千言，文不加。

当时的文坛领军人欧修把苏轼的文章传给同辈们看，均赞不绝。

苏轼对外放早有心理准备，对于谢景温的弹劾置之不理，连修表自辩也不肯，接旨后，带上家眷到杭州上任去了。

苏轼字瞻，四川眉山人。弟弟苏辙，字由。父亲苏洵。父三人并称“三苏”占据唐宋八大古文家中的三席之地。

传说欧修还对他的儿说：“记着我的话，三十年后，无人再论老夫。”后来，他的话果然应验。苏轼死后的十年之内果然无人再谈论欧修，大家议论的都是苏轼。

原来，当时应试，考生的试卷上后，先由书记员重抄一遍，以免认试卷的笔迹。在重抄的试卷上，略去了考生的名字，另存档案。偏偏欧修认为，这样的好文章，只有他的好友曾巩才写得来，故使苏轼差错从第一名变成了第二名。虽然是第二名，也足以让年仅二十一岁的苏轼以全国第一的学者知名于天下。

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他和父亲苏洵及弟弟苏辙一同赴京应礼的考试。兄弟俩都以优等中士。

苏轼的政绩，应该官居太守，赵顼也有这个想法。但王安石和谢景温不同意，认为最多只能将他放到一个小县去当判官。

上，从船夫、兵卒、仪官搜集资料。苏轼也真买了不少家瓷，但并不违法。官差回去报称，无所收获。

为示区别，后人称哥哥苏轼为大苏，弟弟苏辙为小苏。

佛印机智捷，他和苏轼往，留下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一次，他们两人去游一座寺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