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刚回到廉价租住的新房就急忙脱了西装“大喇叭”还要立刻穿上这西装，打上同一条领带，还要上那一朵蔫蔫的玫瑰另有用场。从旧衣店买来的廉价西装是父亲和“沙龙”里另外三个才使用的礼服。如果一个人拿了人家的东西，警犬起码会咬四个人来算账。幸而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谁要穿上这礼服，如果不是席比较雅的聚会，就是要去约会一位新的姑娘。

又据说“西洋车”把母亲拉到一间廉价租赁的新房以前，曾照一位“愤怒派”诗人规划的路线图，在古城街上示威般地穿梭游行。赤兔的后代到“草市街”吃了草料，驾车从“街”飞驰而，辔上的铃铛在“铃铛胡同”里叮当作响，但在“辘轳弯儿胡同”拐了三弯儿以后，车轱辘就发了刺耳的尖叫，又临时更改路线，到“油坊胡同”给的车轴膏油，再从“耳朵儿胡同”里钻来，去“井街”喝了喜茶，到“财神庙街”宣读了《讨财神佬儿》的檄文，又到“文庙街”宣布了“普罗文学”的神圣主张，而且没有忘记去“磨盘街”放慢蹄遛圈儿，在蹄踏过的坑坑洼洼里搜寻了缪斯的脚印。

然而我又是如此幸运而富有。我还有一个爬满青藤的小草庵呢，藤蔓上挂满了祖先的故事和远古的传说。几只喝足了的蝈蝈儿正在星光下拉弦儿歌唱，那是我幼年的音乐，伴着我纯洁无瑕的梦境。梦境里没有腐儒的气味和银元与铜板咬架的声音。月光下的珠儿与牵彼此友地活着。它们无求于律师，清风不会向明月提诉讼。

笆墙、一棵老树和一座漏雨的老屋。但我毕竟拥有过一块小小的黄土地，不它翻着绿的波涛或是只收获带刺儿的蒺藜，不它响了遍地金黄的喇叭或是燃烧着灼人的红罂粟，不绅士的睛向它轻蔑地斜视或是表现着贵的悲悯，它都属于我的生命，是我人生的发地。

一个快活的小布尔乔亚

老人家，您看到过壮硕的公狼吗？正是它蹲在旷野上对月长嗥，把我从老母亲的怀抱里蓦然惊醒，唤起我生命中所有的蛮力和野。我便从那里走向文明，而且遇到了您的女儿，开始了我们的跋涉，去寻找属于我们的青草地和小星星。

当我们走完了十万里路，心俱疲，白发如霜，生命的冬天伴着大雪降临，我会为她裹了老羊袄，把一个属于杞国的女儿带到一块属于楚地的小桑园里。那里有一块净土，一年一绿的桑叶理应覆盖两个渴望自由的灵魂。

发生了“小布尔乔亚的暴动”以后，父亲就毅然辞去了教育厅的差事，考上了北平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成了中国文学研究生，师从著名教授郭绍虞先生，从此由“雕虫”变成了前“沙龙”

（注：布尔乔亚是英文波urgeoisie——资产阶级一词的音译，小布尔乔亚即小资产阶级，亦是二三十年代知识阶层的习惯用语。）

这一切，都由坐在副驾驶席上的“愤怒派”诗人充任指挥。一路上，诗人怀抱竹筐，大把大把地抛起彩纸屑，如将号召起义的彩信号弹向古都的天空。然后“西洋车”来到我姥爷门前。他示意车夫停车，车夫喊了一声“喔吁！”诗人就用竹竿挑起了一挂震耳聋的火鞭，让爆竹的纸屑在姥爷的门楼上迸飞五彩的雪，用硫磺和芒硝的气味薰开了一门。从门里伸来的脑袋却属于一位看门老人。诗人不失时机地从路边一个卖仁丹的瘦手中夺过来一把招徕买主的歪脖铜号，对准门楼了老和驴儿的叫声。从此，这位诗人就有了“大喇叭”的诨号。大喇叭的声音与“西洋车”里溢的哄笑和尖利的哨闪着刺目的亮光，击中了姥爷门楼上的兽和瓦松。看门老人捂着耳朵，惊诧地望见了我的披着婚纱的母亲，急忙门槛，拱手说：“恭喜二小！”母亲却用婚纱遮着涨红的脸庞，慌忙挥手说：“快去关住大门，别叫气坏了俺爹！”父亲照旧着傲的鼻稳坐不动。当“西洋车”疾驶而去的时候，赤兔的后代在姥爷宅第门前留下了一大堆气腾腾的粪，招来了一群快活的大苍蝇。坐在副驾驶席上的“大喇叭”仰天大笑“哈哈，我有了一首绝佳的新诗，题目是《小布尔乔亚的暴动》！”

接着，姥爷就在当日报纸上看到了我的父亲和他的女儿“敬告诸亲友”的“结婚启事”同一张报纸上还发表了这对新人共同撰写的一篇文章：《论古典小说中三个叛逆的女》，一个是崔莺莺、一个是林黛玉、一个是潘金莲。我看见过姥爷收藏的这张报纸，泽已经发黄，折叠的地方磨了裂，在前两个叛逆者边有朱笔留下的圈圈，后一个叛逆者的上赫然写着：“放！”

老人家，我们没有指望得到您的祝福，只是愉快地对您说一声：我们已经上路，不指望一路顺风。

据说，姥爷倒是很欣赏这个“小布尔乔亚”的来信，姥爷说：“看不到猥琐之气，倒是有楚人狂歌号呼之风哩！”姥爷只是讨厌那只“壮硕的公狼”挑剔说：“为啥是‘狼号’而不是‘虎啸’呢？可见他的‘蛮力’和‘野’也有所不足，且看他如何寻找他的青草地和小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