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看到我们的优势：为创建新中国，我们打下二三十年的仗，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是文学创作的丰富的矿藏。从事军事文学和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同志，大多有长期的军旅生活经历。生活底厚，自然能写好作品来。心中有数，写起军人来，就不会只写他们站在地图前指指，如此而已。事实上，他们是最的灵魂，他们心中有喜有悲，有有恨；在战争这个“大舞台”上，只有靠这些人的命运，才写得“好戏”！总之，革命历史是影响造就我们后代的非常丰富的宝库，现在不是写得太多，而是写得太少，应该写得更、更光彩！

（《文艺报》1991。4。6。）

白洁这个人，既是作品三个主人公秦震、丁真吾和陈文洪的命运和情的纽带，她的命运，又是我为作品设置的一悬念。我把她的牺牲一直保持到“十·一”之后，在乐达到峰时，一下落下来的却是一个大的悲剧，这不仅是为了追求“大喜大悲”的审效果。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创建新中国的死者和生者的内在情。——事实上，只有如此，才合乎历史本质，在创造新中国这个光辉的日里，有多少悲惨的灵魂的颤抖呀！为了表现人的内心的真实，我通过秦震的妻丁真吾，宣了最大的悲哀、沉痛，因为只有母才能完成这一艺术使命。请想一想，难只是一个丁真吾吗？…不，千家万，千家万呀！可是在丁真吾濒临绝望之境时，从战火中抢救活下来的小女孩圆圆一下现在她面前，丁真吾抱住了她：失去了自己的亲生女儿，而抱住一个代表着未来新世界的“小灵”

未来的文学之路，主要靠中青年作家开辟。他们也必定能写更多的优秀作品。这一，我很有信心。我相信，中国能在泽东军事思想引导下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也必然能在泽东文艺思想引导下取得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胜利。

记者：《第二个太》是一革命历史题材小说。这一题材的小说创作，在五六十年代曾经取得辉煌的成就；新时期以来却总显得未臻人意。对此，您能否谈一谈？

为了把这样沉重的历史沧桑，包罗在30万字篇幅之中，我在《第二个太》中必须尝试新的艺术结构、新的艺术创造。当然，我未必达到了我预期的效果；同时，由于力求篇幅短、结构凑，有些地方，笔墨不够舒展。因此，如有何可取之，我只求自己的这一次小小的尝试，能够为同行们写更辉煌的作品提供前车之鉴。

记者：最后，可否谈谈您目前的创作情况？

白羽：《第二个太》，由于酝酿了多年，所以只用了80多天，就完成了初稿。现在，我年事已，状况大不如前，也许不允许我再写一大构思的长篇小说了。从1988年开始，我一直在写一个散文系列《心灵的历程》，用散文的形式记述我的生活。到目前为止，我已写完一百一十多篇。不过，才写到解放战争时期，后面的经历还很多，恐怕还要写百来篇。算下来，总的篇幅要超《第二个太》一倍以上。现在有病，动不得笔，只有待痊愈了继续完成这个散文系列了。这一次获奖，对病中的我，对我行着的创作，都是一振奋和鼓励。

白羽：我也听到“五老峰”这一类非议。我不同意这样来概括五六十年代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的成就，以及它们对于目前文学创作的影响。当然，在军事文学创作方面，确实存在必须突破、必须创新的问题。例如，在艺术上，停留于写事件、写过程，而没有历史、时代，特别是人的灵魂。我认为，军事文学现在还残余着概念比问题，必须突破概念化。文学是人学，这句话，既是艺术哲学的概括，必定也是创作实践的导向。文学诉诸情，不能打动人，就不成其为文学。所以，革命历史题材，军事战争文学，同样要着重于刻划人，写人的心灵，写人的命运，写人的悲离合。我觉得《战争与和平》是永远值得借鉴的。如果托尔斯泰只写库图佐夫和拿破仑两军对垒，而不将安德列三个家族的命运贯穿其中，那就不能写伟大的俄罗斯民族神、时代神，那就不能成其为艺术。也许有人会说，《三国演义》不是写三方对垒的过程吗？这也是我们的文学传统呀！我不这样看，不信，你对照一下陈寿的《三国志》，就拿曹这一个典型人为例，就能知《三国演义》有多么大胆的艺术创造、想象和虚构！一切都照实写，那是摹仿而不是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