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二月五日至二十一日的印度之行，就是一种“下马威”表示同情印度独立，向大英帝国挑战。重庆有关印度的报道，尤其表现出一种反英的姿态。蒋廷黻曾提醒蒋介石：“我们实际能够做到的，才是真正能够帮助印度的。”（《蒋廷黻回忆录》，页二二四）言下之意，没有必要得罪英国。然而蒋介石不仅亲访印度，而且不顾英政府的反对，坚持会晤甘地，当然更加使英国人“感冒”不已。

当时亚洲盟军对日作战共分四个战区，即尼米兹（Ｎｉｍｉｔｚ）海军元帅的中太平洋战区、麦帅的西南太平洋战区、蒙巴顿（ＬｏｒｄＭｏｕｎｔｂａｔｔｅｎ）的东南亚战区，以及蒋介石的中国战区。从地缘来说，蒙巴顿与蒋介石的盟邦并肩作战关系最为密切，但因中英关系不洽，根本谈不上密切的合作，反而争论颇多。蒙巴顿对蒋介石的印象尤其恶劣，认为蒋委员长永远是一个问题：“他不会说英语，他不重视英国的作战能力，他对军事后勤没有概念。他真正要我们做的，只是帮他守住运输通道，以便将美援物资，源源送到中国。而此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这可能是我主持东南亚战区所遇到的最头痛的问题。”（ＴｈｅＬｉｆｅａｎｄＴｉｍｅｓｏｆＬｏｒｄＭｏｕｎｔｂａｔｔｅｎ，Ｐ.１３５）史迪威对蒋印象恶劣，岂偶然哉？

至一九四四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欲打通自东北到越南的交通，做全线进击，夺取长沙、衡阳，窥及桂林、柳州，中国战场出现崩溃的危机，深恐日军深入，造成结束战争之困难。罗斯福遂于七月六日发电，请蒋介石委任史迪威统率中国国共军队，以挽危局，有谓：“予觉中国已濒危地，如不能立施激烈敏捷之补救，则吾人之共同目的，势将受到挫折之危险。”（《大溪资料》，引自梁敬钅享《史迪威事件》，页三○八）蒋介石不敢一口拒绝，回电表示“原则赞成”但谓中国情况复杂，需要准备时间，另希望派一政治代表来“调整予与史迪威间之关系”婉转道出与史迪威之间的矛盾。罗斯福当天径复，促蒋“将史迪威统率华军案迅付实施”并认为史所统中国军队不应排除共军，说是“拒绝支援任何杀日本人者，是不恰当的”蒋介石表面上“原则赞成”私下十分“苦闷”认为是“最难堪最难处之问题”也。（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四四七）

六月底，罗斯福曾派副总统华莱士（ＨｅｎｒｙＷａｌｌａｃｅ）至渝，蒋即抱怨史迪威之“不合作态度”以及不信任史之判断。华莱士随即向罗斯福报告。然而到九月六日，罗斯福派赫尔利（ＰａｔｒｉｃｋＨｕｒｌｅｙ）为私人代表抵渝，仍要求“史迪威在中国战场如艾森豪威尔之在欧洲”蒋初不同意“但终非同意不可”（参阅Ｌｏｈｂｅｃｋ，ＰａｔｒｉｃｋＪ.Ｈｕｒｌｅｙ，Ｐ.２６９—２８６）在蒋介石身边的唐纵于七月八至九日认为“史迪威为中国战场总司令，这已成为无可避免之事实”他忧虑“史迪威有权指挥中共部队，也有权接济中共部队械弹药品”担心可能因此更壮大了中共的力量。唐纵还透露，蒋对美国人的压迫“极为焦急”向陈布雷说：“美国是否有意迫本人下台？”又愤然说：“我何爱乎四强？”（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四五八、四五九）气得连“四强”的头衔都不在乎了。

蒋介石虽然“非同意不可”但仍想讨价还价，诸如限制共军、掌握租借物资，以及以陈纳德接替史迪威等等，均未得逞，难怪他懊丧之极。而九月间日军一号作战已进入第二阶段，以夺取美国在桂林、柳州的空军基地为目标，同时向怒江方面增强压力。在此紧急情况下，蒋仍不肯调动围堵共区的胡宗南精锐之师南下赴援，反欲将云南远征军自缅调滇。罗斯福得报后，发了一封极为侮慢的电报给蒋，形同最后通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