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相残杀”之后，日军于翌日城，又大肆烧杀，造成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当时有二十七名外国传教士、医生、教师自愿留下不走，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了见证，为南京成为“人间地狱”(alivinghee)留下记录。其实，日军在南京之前，已开始沿途杀中国人为竞赛游戏，并见诸日本报纸(详阅Wilson，WhenTigersFight，P.68-81)。然而战后迄今还有不少日本人想赖账，说没有南京大屠杀这回事。蒋介石的“以德报怨”未免太慷在南京死难的三十万军民之慨了(三十万之数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判决书》)。

蒋介石于五月二十五日从郑州返回武汉，因怕日军自津浦路西，又怕日军占据郑州后，可能由陇海路西以及平汉路

发布命令，仍以“共存亡”为言，并命第七十八军军长宋希濂“负责指挥沿江宪警，严禁队官兵私自乘船渡江，违者即行拘捕严办，倘敢违抗，准以武力制止”(同书，页一八一)。似乎确有死守不退的决心。然而当十二月十日，日军开始大举攻城时，唐生智忽奉军事委员会电令：“如情况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十二日下午敌军攻占中华门，不到两天全城就被攻破。唐原无撤退计划，当日只开了二十分钟的撤退会议，就决定分路突围，以至于造成当晚在下关极度混的悲惨情况。据李宗仁说“撤退时毫无计划，任由官兵窜，各自逃生，少数勇敢队不知究竟，误认友军畏缩，擅自撤退，竟在城楼上架起机枪，扫溃窜城的友军，卒至自相残杀、死伤枕藉，惨烈之至”(《李宗仁回忆录》，页四五八)的地步。

南京失陷后，蒋介石于一九三八年元月十一日在开封召开军事会议，指“要维持国家的命脉，就一定要死守武汉”“要巩固武汉，就要东守津浦，北守清”(《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十五卷，页十三至十四)，因为津浦与清两条铁路乃武汉三镇的屏障，保卫武汉屏障的责任则落在坐镇徐州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上。日军在鲁南之师，于三月十日南下，孤军，在台儿庄被中国以大兵团包围，至少歼敌一万二千余人(据日方估计)，颇能振奋人心，只是兵力虽多，乘胜攻击仍乏力，应歼而未能尽歼的日军，更不能扩大战果，改变战局。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得台儿庄捷报之后，于一个月内再调二十万人，总共六十万人，要与增援的三十万日军，在徐州“一决雌雄”也就是要决定的阵地战，忘了几个月前在开封所定机动迂回包抄歼敌的战术，也忘了华北平原有利敌人机械化队之攻势，更未觉察反而有被敌歼灭主力之虞。果然，李宗仁认识到“我方集大军数十万于徐州一带平原地区之内，正是敌方机械化队和空军的最好对象”不能不自量力与敌“大规模的阵地消耗战”遂于五月初旬自徐州主动撤退，五月十九日完全放弃徐州。蒋介石以十五万锐之师不能歼灭二万被围之敌，更由于徐州失守，令敌侵豫东平原，自谓“在战史上亦为一千古笑柄”！(见蒋致程潜函，原件藏南京二档馆)但他责备多数将领“畏缩不前”、“指挥无方”(见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手令，原件藏南京二档馆)，似乎忘了自己是指挥全局的最统帅。

南京守不住，无可责怪，敌人挟兵员与武的优势，以陆空立战斗向易攻难守之据攻，势不可挡。所可议者“与城共存亡”之誓徒托空言。若以死守之志与敌周旋，虽败犹可予敌重创。奈蒋介石一面与唐生智誓言死战，另一方面仍抱德国调停的希望。然则和战犹是未定，难以齐一心志。再就守城的策略而言，集重兵于南京一隅，未能布置兵力于首都周围都邑以为屏障，以便呼应运动其间，以消耗敌军，因而被动，使南京成为死棋，只能挨打。官兵再勇敢，虽不惜命，但恨杀敌太少。及至不得不退却转移，仓促之间，命令无法实行，造成严重的无端伤亡。如此牺牲，岂非更加可惜？而此无关敌军之，实由于我方战术、战略之不当。蒋介石与唐生智都不能辞此咎。而蒋氏于十二月十三日发表“为我军退南京宣言”竟谓：“政府所在地既已他迁，南京在政治上、军事上皆无重要可言。予作战计划，本定于敌军炮火过烈，使我军无谓牺牲过甚之时，将阵线向后转移。今本此计划，令南京驻军退守其他阵地，继续抗战。”(载《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卷)好像是完全照计划行事，完成使命而转移。岂其然哉！岂其然哉！事实上，因其计划之错误与混，不知造成多少无谓的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