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上海敌情的判断，自信很实在、很正确。同时我有一个基本观念：这一次在淞沪对日抗战，一定要争先一着。我常和人谈起，中国对付日敌，可分做三种时期：第一种他打我，我不还手；第二种他打我，我才还手；第三种我判断他要打我，我就先打他，这叫做“先发制敌”又叫做“先下手为强”“九一八”东北之役，是第一种；“一·二八”战役、长城战役，是第二种；这次淞沪战役，应该采用第三种。(页一一七)

张治中把这种构想形诸报告，向蒋介石提出，得到回电是：“应由我先发制敌，但时机应待命令。”(页一一七)

蒋介石首先构想“以扫荡上海敌根据地为目的，不惜任何牺牲，实行攻势作战”(《蒋总统来台后批阅之淞沪会战经过与南京撤守》，《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但是，这一构想，由于他在发起攻击时三次犹豫“失机于先”变得更不可能。

张治中“占领全沪”、“把上海一次整个拿下”(页一二二)的构想，本来已是如意算盘，这一如意算盘，显然建筑在敌情判断的错误上。例如他说：“最初目的要求遇隙突入，不在攻坚，但因每一通路皆为敌军坚固障碍物阻塞，并以战车为活动堡垒，终至不得不对各点目标施行强攻。”(页一二四)试问明明到处是坚“不在攻坚”又何能幸胜？根据四十多年后国民党透露出来的史料，我们发现直到八月十三日当天，蒋介石还在问张治中“十五门重榴炮与五百磅之炸弹”能不能“破毁”钢筋水泥的日本军营呢！(参阅《蒋委员长致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指示对倭寇兵营与其司令部攻击计划准备及倭营之破坏电》)可见蒋介石根本还没搞清楚起码的工事情况与武器性能，就“徒凭一时之愤(蒋介石写了别字“愤”是“偾”字之误)兴”打了起来了。他叫张治中不要“徒凭一时之愤兴”但他自己，比张治中还“愤兴”呢！

张治中当时“愤兴”地说“日本无论来多少援军，绝无制胜的可能”(参阅陈公博编《炮火下的上海》)；蒋介石当时“愤兴”地说“敌军步兵之怯弱，实不值我军之一击”(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二日《蒋委员长文未侍参京电》，载《蒋冯书简》)；结果援军登陆后，蒋介石又“愤兴”地说：“要把敌人赶下黄浦江去！”最后上海战场明明撤了退，蒋介石还“愤兴”地说：“此次阵地转移，我们已移至沪战最后一线，大家应抱定牺牲的决心，抵死固守，誓与上海共存亡！”(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页四十八)事实上，这些“愤兴”造成的代价，是“凡参战部队死伤皆在半数以上”(《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二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蒋委员长致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指示请由粤再调三师来京增援并望速多派部队参战电》)、是“我军各部已经死伤大半”(参阅张其昀《党史概要》，页一一五五)、是一连“惟余连长一人”(张其昀《党史概要》，页一一五六)、是“全营官兵自营长以下，偕城做壮烈之牺牲”《蒋冯书简》一九三七年九月八日《蒋委员长齐侍参京电》中说十八师路团姚营是“全营殉难”(《蒋冯书简》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日《蒋委员长文午电》)是“空军更不敢白日活动”(《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页一四六)、是“对自己的空军到前线协同作战一事不存奢望”(《忆万光年中的一瞬——孙元良回忆录》，页二一一)、是“使处于劣势装备的我军，除利用夜暗进行猛袭外，几乎很少有还手的机会”(顾祝同《墨三九十自述》，页一七一)、是动员能力跟不上“阵地伤亡极大”(《孙元良回忆录》，页二二一)、是“后方粮食弹药几无法送至第一线”(曹聚仁、舒宗侨《中国抗战画史》）、是“根本没有看见过敌人的面孔，便被调下火线了”(《孙元良回忆录》，页二一一)、是高达“十九万人”的战士的“牺牲”(《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演讲)一九三八年三月八日《对日抗战必能获得最后胜利》)！…蒋介石手忙脚乱地应付战局，只会说“以战术补正武器之不足、以战略补正战术之缺点，使敌处处陷于被动”等话、只会说“上下一心，镇定自如，固守阵地，屹立不动”等话、只会说“深沟广壕，坚壁厚盖，固守艰巨，乘机袭击，大敌则避，小敌则战，制敌死命”等话、只会说“负伤不退，宁死不屈”等话(张其昀《党史概要》，页一一五四)。最后兵败山倒，竟还说：“不是作战的失败，乃是退却的失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演讲一九三八年三月八日《对日抗战必能获得最后胜利》第十五卷，页一四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