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不抗日，引起全国骚然。蒋作宾于九一八之后十日，记道：“南京有六百余学生围攻外交部，王部长(正廷)受重伤。此间(日本)留学生亦有请愿回国之集议。人情奋激，莫可如何。”(《蒋作宾日记》，页三六三)十月二日又记：“文武各学生均来要求回国。舌敝唇焦，苦口劝导，终不见听。”(同书，页三六五)十二月八日又记：“闻国内学生大闹，共产党亦乘机而起，前途未可乐观。”(同书，页三八九)十二月十五日又记：“南京学生大暴动，捣毁中央党部及外交部，各处已成无政府现象。蔡元培、顾维钧等均受重伤，蒋介石通电下野。”(同书，页三九一)如果蒋介石真要北上督战抗日，群情激愤的学生能不欢欣若狂、一致拥戴，还需要下野吗？在广州的胡汉民等国民党因抗日而反蒋，蒋若抗日，又何必反蒋？

然而抗日激情不仅仅见之于年轻学生，稳健持重的国之硕老，如马相伯、沈恩孚、章太炎等也一再通电呼吁抗日。章太炎尤其积极，九一八之后，他并未立即抨击南京政府，因国难当头，他仍然希望政府在民情的激荡下领导抗日，但当他发现此一政府既无抗日的计划，更无抗日的意愿时，他便公开谴责南京政府卖国！一九三二年元月二十日，章太炎与熊希龄、马良等于上海组织了“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并致电南京当局：如果当局不愿或不能抗日，便应下台，由别人来领导抗日。章太炎当然知道一旦与日本开仗，中国很可能被打败，但他认为一个主权国家不能站起来为维护主权而战，根本不能算是一个国家。他虽失望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却受到东北义勇军以及十九路军抗日的鼓舞，乃不顾衰病之躯，决心到北方一行，当时陆路已经阻塞，遂改由海道经天津到北平。他最要见的是张学良，他与学良有旧，想借其个人的影响力促使学良抗日。据汤国梨的回忆，学良在太炎相逼之下，道出奉蒋介石之命不抵抗的隐情。至此他更深一层理解到，南京政府之坚不抵抗，对蒋介石亦益为鄙视，故尚在平、津一带访问时，即已严厉批评政府，同时趁讲学之便宣扬爱国精神，鼓励抗日。

一九三二年五月，章太炎到苏州讲学，特别表扬“儒行”标出“行己有耻”之旨，显然是有现实的政治目的的。他要告诉国人、提醒政府，不抵抗外国的侵略，是极为可耻的。之后，他决心长住苏州讲学。这不是退隐，而是要继承顾炎武讲学以救时的传统。同年年底，日军炮击山海关，并声称热河为满洲之一部，以便侵占。章太炎愤怒之余，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与马良发表“二老宣言”指出所谓满洲在汉代已为中国之郡，称为辽东或玄菟，明代更立建州，自为中国的领土，而热河从来不是满洲之一部，更是中国的领土。此一宣言曾寄达日内瓦的国联，在国内亦传诵一时，代表当时爱国知识分子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