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编遣会议于八月六日结束，阎锡山请辞山西省主席，作为试探，蒋竟于四日后照准免去本兼各职。阎虽因而也想倒蒋，但仍不愿公开，只愿暗中搞。蒋亦积极备战，向德国购买了六个师的军械，集兵力于蚌埠一带，并在安徽、山东两省大肆招兵。战事似不可免，阎、冯遂商定先由西北军将领通电，最后由阎、冯联电致蒋，请将国事交于国人，如果不能和平解决，再行用兵。西北军将领宋哲元等果于十月十日发出讨蒋蒸电，述蒋六大罪状，认为“蒋氏不去，中国必亡”(见《国闻周报》第六卷第四十一期)，即于西安誓师。可是发动之后，阎锡山并无意与蒋决裂，甚至还互通消息，以至于违约，不肯如约通电表态，使战局无从展开。冯玉祥有被出卖的感觉，愤而绝食。(参阅《冯玉样日记》第三册，页五十六、六十二、六十四、六十六至六十九)

冯、阎联手，结果变成冯军单干。蒋介石即于十月二十八日发表了四言一句的“讨冯誓师词”声言要“肃清反叛”“叛军”最初兵分三路，鞭指河南，但是先胜而后败。致败之由，除军饷不足、枪械不如以及指挥不一致之外，最主要的关键是阎老西不守诺言，迹近出卖朋友，大有扯后腿之效。至十一月初，阎更就任蒋授予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称号，然而亦未允出兵助蒋，仍然采首鼠两端的策略。但是这种策略显然对冯不利，确如冯所说：“阎不表示态度，且就蒋之副司令职，致前方将领心怀疑虑。”(《冯玉祥日记》第三册，页八十一)导致军事上的全面失利，只望死守潼关，以待天下之变。此时其他各地的反蒋声势仍然此起彼伏。

一九二九年的十二月中旬，冯玉祥想离开建安前往太原，显然要敦促阎锡山采取积极反蒋行动，但是已经发觉自己的行动完全失去自由“俨若待决囚也”十分生气。至十六日，从天津发行的《益世报》上，见到蒋、阎来往电报四则，自谓“积久闷葫芦已全打破”失去自由也就不足为怪了，骂阎“狐埋狐攒，纵人入井而投以石，”甚恨其“反复险诈”但冯仍坚持反蒋工作，因为他“认定蒋为中国国民革命过程中最大障碍”(参阅同书，页九十一、九十四至九十五)同时，冯致蒋一函力斥蒋措置乖方，不一而足，并见诸十二月二十日的《益世报》，如谓“讵期执事主政，恣意悖行，致前次革命运动所得之成功，悉被破坏殆尽”“欲举国家为孤注，以快一人之私(未删节之全函见同书，页九十七至九十九)等，犹如檄文。

到时序进入一九三O年，阎锡山终于知道副总司令一职不好当，不仅需要赴京上任，而且不得再兼省职，显然是“离窝毁巢”之计，始有唇亡齿寒之惧，为了自身的利益，不得不采防御措施，蒋、阎的电报战于焉开始，摩擦日甚。国民党改组派的军事倒蒋活动更予阎以极大的鼓励。改组派之产生有鉴于国民党为“新军阀”与“腐化分子”所包办，故认为“党的改组”以及恢复民国十三年改组精神，为党的唯一出路。以汪精卫一派为核心人物，乃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沪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当蒋介石于翌年三月包办“三全”大会，排斥异己，改组派立即宣称三全大会为非法，并成立“护党革命大同盟”强烈反蒋。汪精卫在法国也为之呼应，称倒蒋运动乃“民主势力与封建势力之争”(阅《汪精卫先生最近言论集》，页二十五至二十九)改组派上海总部又成立护党救国军，开始军事倒蒋。亲汪将领张发奎首先于九月十七日以其第五师通电拥汪讨蒋，十月上旬，汪自法返国，十一月十七日，李宗仁与张发奎联名通电讨蒋，唐生智、石友三继之响应。十二月二日，唐联合七十四名将领发表通电，劝蒋停止用武。五日，宋哲元、孙良诚、韩复榘、马鸿逵、孙殿英等也纷纷通电讨蒋。但是倒蒋的人马虽多，却步调不一，缺乏统一指挥，被蒋各个击破，蒋且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利用中常会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然而汪并不灰心，随即乘势促阎反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