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借中山舰事件搞政变，削弱了国民党左派的权力，但第三国际方面当时不愿相信蒋之反共反苏，只认为是人事纠纷，依然把他视为“革命将军”并予以支持。不过包括中共在内的国民党左派，对蒋已有戒心，彭泽民早于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五在中常会上议请汪精卫同志早日销假视事(见《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册，页五四九)，各省党部纷纷响应，于右任等更电请中央催促，以主持北伐大计。(见同书，页五七五一六○○)七月七日蒋就总司令职，左派迎汪更切，显然欲以汪制蒋。蒋表面上欢迎汪回国主持党务，但私底下认为“迎汪”的目的就是“倒蒋”并在日记中写道：“从中必有人操纵，绝非大多数之真意，自吾有生以来，郁结愁闷，未有甚于今日也。”(《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并怪罪共党从中捣乱，恨得“切齿”(见同书一九二六年八月三十日)蒋在内心中不容汪，绝无可疑。蒋虽于十月三日发出迎汪电报，实因俄国军事顾问加伦相劝以及形势所逼所致，并非心甘情愿。以蒋而言，权力斗争正来日方长。

国民党中央又于一九二六年九月，决定召开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开会六次，意在统一党的领导权，选出十三人政治委员会，涵括左、中、右三派，借此罢免蒋介石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以及张静江的代理国府主席，但遭张全力抵制，卒以前方战事紧张要挟鲍罗廷而未果。然而山雨欲来之势，已在眉睫。

广州既又成左派重镇，蒋介石乃提出“中央党部移鄂”之议，且于十月二十二日驰电张静江、谭延，力陈“武昌既克，局势大变，本党应速谋发展”(《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十八册，页一O五)最后国民党中央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决议迁都汉口，主要还是由于张作霖与日本起冲突，迁都已无奉张之虑。中央委员与国府委员遂分批北上。十二月二日，宋庆龄、徐谦、陈友仁、吴玉章、鲍罗廷等一行十余人，途经南昌，蒋介石设宴款待，报告北伐情况，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并于六日晚开始做庐山会谈，讨论政治、外交、财政、军事各问题。蒋于取消主席制以及迎汪回国，均表附议，更积极主张迁鄂，且谓待军事稍定，即赴武汉。(见蒋介石复武汉各界团体电，载《广州民国日报》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但是当鲍罗廷等一行抵达武昌后，有鉴于广州之党部与政府既已停止办公，遂于十二月十三日决定先组织临时联席会议，以徐谦为主席，暂时执行最高职权。蒋于事后始知，虽于十二月二十日复电赞成，但心中已大为不快。他原以为可以赴鄂出掌大权，孰知鲍罗廷与那批中央委员并未对自己如此重视，甚至连联席会都插不上脚，乃蓄意有所行动。

当中常委代主席张静江与国府代主席谭延闿等一行北上，于十二月三十一日途经南昌，被蒋介石留下，并于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会后通告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以利政治与军事的配合。同时决议将于三月一日在南昌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再定迁移问题，又拟成立政治会议武汉分会等。至此蒋介石已公然以南昌的中央政治会议向武汉的临时联席会议挑战，以争夺“执行最高职权”武汉方面此时正因占领英租界进行外交交涉，恐影响大局，乃由宋庆龄等致电蒋介石，告以武汉情势，嘱蒋“苟非有军事之急变，不宜变更(迁都)决议，坐失时机”(《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页三七五)，并电请南昌同志莅鄂。

蒋介石不得已于一月十二日偕加伦将军、彭泽民、顾孟余、何香凝等抵达武汉，受到盛大欢迎，催促迁鄂，然而蒋仍执意迁赣。鲍罗廷刻意讽劝，蒋竟视为侮辱，已存决裂之心，未遑多留，即于一月十八日返回南昌。二三天之后，即与张静江、谭延闿联名，以中央名义命令取消联席会议，立即成立政治会议武汉分会，已成公开对抗之局。鄂方发动舆论压力，但更主要的是宋子文控制军费，诚如蒋之军需处长徐桴于一月三十一日电文中所说：“我军命脉，操在宋手，请总座迅电慰勉之，先救目前之急，再图良法，万不可操之过急，致生重大影响。”所以当宋于二月四日亲赴南昌斡旋，不到几天南昌方面就决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迁至武昌，至于中央全会则俟东南底定后再开。鄂赣虽未真正分裂，然不过是推迟了决裂的时日，终不免后来的宁汉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