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案又为倒许提供了机会。许崇智一直是压在蒋介石上面的军，久取而代之，许对其旧日上司陈炯明仍有和好共存之意，更遭蒋之忌，乃借许下有涉廖案之嫌，对许扩大侦查，既指责纵容下，有叛国谋，更而散布把持财政、私吞公款之罪，以资罗织。然后密令军校备战，广州戒严，乘机监视许宅与缴

适芦隐从粤归，为言此次之大狱，实系卫掊去展堂，故罗织罪名而成之，以便自代，其贼险狠，振古所希。季陶痛人心之狡刻，为之大恸，同座相对，俱为唏嘘。(《邵元冲日记》，页一九三)

芦隐姓刘，时为黄埔政治副主任，他所带来的消息，若非自蒋介石，尚有谁人？试看刺廖一案，廖死、胡去，汪卫亦因逐胡而名誉受损，唯有蒋介石独获全胜，利益独占，权位亦随之上升。

从新成立国民政府的权力分可知，蒋介石仍与党政无涉，即就军事而言，亦仍在军事长许崇智之下。一九二五年为统一军事于七月三日中执会决议：“派汪兆铭、胡汉民、伍朝枢、廖仲恺、朱培德、谭延闿、许崇智、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李敖藏会议录原件)蒋介石名列最后，汪卫兼军委主席。蒋之策略是先联汪制许，于是许成为蒋之立即“斗争”对象。自汪于孙死后南归，蒋即刻意承，尊之为大哥，自称小弟，十分络，汪亦乐得有蒋之助，信以为此老弟的崇敬为真。蒋遂以整顿军队为名，将军权集中到以汪为主席、蒋为委员的军事委员会。许崇智虽也是委员之一，无论权势均大大地被分割了。

军事委员会成立一个多月之后，八月二十日的早晨，廖仲恺突然被刺亡。凶手陈顺当场被抓，幕后嫌犯则为胡毅生(胡汉民之弟)、朱卓文、林直勉、林树巍等人，皆属右派分。国民党右派谋害廖仲恺的政治动机十分明朗，而廖案的最大得益者，却是当时被称为“左派将军”的蒋介石。国民党中央于廖案发生后的三人“全权应付时局”小组即由汪卫、许崇智、蒋介石组成。许因有下涉案被捕，十分被动，而蒋介石以左派的姿态，又兼广州卫戍司令，在汪之允许下，最为积极。邵元冲在八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便提到“现由介石分逮多人，将兴大狱”(页一八八)。然而表面上的雷厉风行，捉拿凶犯，实际上则是雷大雨小。蒋以卫戍司令，于案发当日即全市戒严，特由何应钦的第一军第一师在市区警戒，并派兵把守市区制，居然所有嫌犯，除林直勉一人外，全逃往香港，而林又因“查无实据”被驱逐了事。以蒋当日姿态之左，无人会怀疑到他，但事实上却是“左”倾其表、右倾其实，他不喜廖仲恺早见之于就任黄埔校长之前。他若果真涉案刺廖，则由他缉凶，岂非犹同陈其去追缉刺陶凶犯？蒋即使未直接或间接涉案，包庇之情状，已无法遮掩。更值得注意的是，蒋所考虑的不是什么“左”倾右倾的思想问题，而是权力的考量，所以他着重的不是嫌犯胡毅生，而是嫌犯的堂兄胡汉民。陈璧君在《自白书》中提到，廖死消息传“全市哗然，谓杀廖君者，必为胡汉民，工人集队，学生亦由黄埔来，请愿捕胡，全市震动。”陈璧君打电话找蒋介石“蒋接电话曰：事很糟，君可先将胡君送东山我家，再商办法，我说你们不可太儿戏，蒋曰否否”但当胡汉民一家到蒋宅“蒋未几又来电话说，我家仍不妥，游行者亦将来东山，请即偕我家中卫兵，由君亲送胡至军校我住宅，必妥当。”其实蒋在幕后一手纵，因此邵元冲特别驰书给蒋，劝其“慎重事”(《邵元冲日记》，页一九一)

伟所说，蒋介石在胡汪之间制造矛盾，的确成为事实。

事实上，蒋介石并没有保护胡汉民。他把胡汉民押解到长洲要看起来，且于九月二十二日，以“使苏俄”为名，将胡驱逐广东。这件事很容易说成是汪卫想要搞掉胡汉民，然汪是国府主席，位已在胡之上，更何况胡走后途中不时写信给汪。要搞掉胡的意愿，汪实不如蒋，而蒋显然是散布汪要搞掉胡谣言之人。证据是邵元冲在季陶家里听到来自广东的消息，有这样的一段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