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举了那个节育的原因。凭什么要我一胎化？我生一个男的，生一个女的，我生两个男的，生两个女的，那是我的希望。可是，在国家领导人看起来，你不能这样希望，因为我们国家一天生六万个人来，我们国家受不了，我们的步都被吃掉了。当吃光的时候，吃掉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受穷了，我们的努力都落汤了，所以要一胎化。

当然，有的人比我们更有钱，不是这个样吗？就是这样啊。所以，谈平等？对不起，现在不能谈这个问题。甘肃很多女孩一天要走二十里路，什么？去挑一回来。为什么？没有喝，就这么惨。平等吗？当然不平等。那么这些人全都到都市里面来是办法吗？也不是办法。所以，我们知有很多问题，我们必须去面对。可是，除了改善经济，不你翻一番，翻两番，邓小平这些理论和这些事实，都是我们所赞同的以外，我们必须说：(要考虑)如何使国家利益与家利益协调在一起。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个故事，不是说我是伟大政治家，件好事就够了，你要使小百姓跟你同一个呼，使他知他为什么光着脚，而且甘心光着脚，而不是说否则的话怎么办，否则的话就全变成煽动，平等啊、自由啊、民主啊，整天被这些象名词来煽动。名词不是坏的，可是作为一个政治家(使用)的时候，它就不是好的了，因为它常常把我们带了一个错误的方向。

邓小平为什么说要先让一分人富起来，然后大家慢慢地富呢？在台湾也不是这样吗？一批人他们开始富起来，富起来以后呢，一桶油漏掉一样，我们接漏油，然后我们才有西装穿起来，我们才可以过一好的日。

一个没有穿的老百姓，他不这样看，可是国家领导人，或者第一政治家知为什么要买阿拉斯加，这个两个利益是冲突的。所以，我才写篇文章，叫《国家利益与家利益》，当年我在香港发表的。那时候正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五十年，我讲了一句话，大家看到没有，就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年，要用展望未来的前瞻方式来庆祝，中国人终于会得到国家利益与家利益的谅解，中国人死也要死在我们向往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中国。

所以，我认为，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有权力也有义务要重新地检讨他们的宣传政策，使他们知如何开放人民的言论自由，使人民真的了解，他的利益是跟国家在一起的。

讲风凉话的人说，你们这是独裁国家，为什么不许生第二个小孩，对不对？对，不该这样人家几个小孩。可是从整利益来考虑的时候，真正的政治家，真正的国家领导人，真有光的、有勇气的、有魄力的，他就说：我不得不这样，这就是国国务卿施沃德要买阿拉斯加的原因。买阿拉斯加以后，将来对我们有没有好你们不知，我也不知。为什么呢？施沃德买阿拉斯加的时候，七百二十万金下去，他怎么想到在一百年以后，阿拉斯加在战略上面这样保护了国？这块领土属于国的，跟属于苏联的，完全对国的安全不一样的。属于苏联的话，很容易打到你国本土了，可是因为属于国的，被国买到以后，整个洲跟苏联隔开了，才知它在战备利益上面对国是多么重要。这光政治家有的，国家领导人有的。国家领导人跟政治家站来以后，会被人骂死的，骂臭的，可是他不得不。

中国面对的，我们的教育过去都说地大博，现在我一再讲过，中国是地大不博。不博还不严重，(还)有这么大的农业人！十三亿人里面有八亿是农业人。所以当埃德加·斯诺跟泽东讲，说我们国人用不到十分之一人的农民，耕着田产着粮，就够大家吃了。泽东说：怎么可能呢？他不相信。埃德加·斯诺说：你不能不相信，因为我们国靠机田，我们不需要那么多农夫，就可以有那么多收获。这么多人力我们可以转移来别的事情，我们不会溃乏，农产品足够的。对中国而言，我们坦白地说，我们需要八亿的农民吗？我们不需要。可是八亿活生生的人在那里，活在那里，痛苦地活在那里，穷困地活在那里，我们能瞪着睛不吗？能说你们该死、你们该穷吗？我们不能这样说。

所以，我认为，国家领导人跟有光的这政治家，他除了有勇气来这些事情以外，他有责任让小情侣、小百姓、匹夫匹妇、小家、没有袜穿的人、没有穿的人，使他们清清楚楚知，为什么在这个情况底下我还要飞弹，我还要制造弹，我还要制造载人的太空船，绕地球一圈两圈，为什么！要使这些跟你一起患难与共的人民知这些真相。如果没有知，原因在哪里？原因在你的宣传了问题。(只是)国家领导人你知没有用啊，要使小百姓知啊，应该把这个真相告诉他，告诉他这是什么样一个事件，我面对着什么样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