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所谓查禁的真相，这就是我所说的，我们努力在骂国家领导人，或者骂中央政府，说你没有言论自由，未必。真正影响了阁下的言论自由的，可能不是他们，而是位阶比较低的那些上校们，或者那些科长们，他们是真正有权力的人，就好像德国参谋本一样，那些上校中校是最有权力的。真正查禁你的书的人(所的事)，可能是个偶尔的事件，至少这个事件不严重，可以经过你的努力，能够说服他们，使他们能够从宽来解禁。

反正有标准不可以，标准在你肚里面不可以，你要给我说来，到底什么标准？”他说不来。

大家看看刚才我所描写的盛世才的故事，就是标准在他肚里面。查禁你的书，标准在他肚里面，他不告诉你，他也不知，因为那个标准，打牌打输了，标准变严一，搞不好，他买个彩票中奖了，标准就宽一。

所以我认为，言论自由的取得，不是靠着横眉怒目，而是靠着相当的技巧，这个技巧就是我跟大家一再说过的：情信而词巧。情信，就是我态度非常好，技巧非常好，内容是真的，证据在这里；可是，我讲的技巧，是非常细腻的，使你听去的——如果你听不去，你也只是皱眉而已，如果你听不去，你也会暂时地忍耐我而已。也许我会被你挨一刀，可是你不要忘记，我会卷土重来，因为我是没完没了的。

(政战学校)图书馆的负责人，他比他们有学问，他负责来审查我的书。他就跟我见个面，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有两个东西不能碰：第一个，不能够提到生，这个是不可以的；第二个，不可以骂孔夫，孔夫是不能骂的。这两你了以后呢，过去查禁你的书，你都改名字，就可以版了。比如说，如果你写了一篇《李清照再嫁了吗》，宋朝的李清照，你改名叫《李易安再嫁了吗》，同样一个人，可是改个名字，我们就给你哈啦哈啦过去了。他告诉我这个秘密以后，我才知，原来标准就是这么简单。后来他离开了查禁的单位，他跟他们吵了架，离开了。他打个电话给我，说：“你要怎么写就怎么写了，我把你的书全都通过了，这一次全都不查禁，全过关了。我跟他们吵了一架，我不了。”

在古代，有一谏官，就是我劝你皇帝，是以劝阻的方法，来取得言论自由，你杀了我，我也要劝你，我是敢言而不敢怒，我不跟你翻脸，我是很敢讲话的，可是我会笑嘻嘻地跟你讲，很技巧地、很诚肯地、一片真情地跟你讲真话，让你接受我的话，不然抱着你的大不放。为什么我要劝你？这是中国古代的方式嘛。今天，言论自由就是这样变来的。

大家看到这一张没有？当年的《新华日报》，共产党的《新华日报》。这一张，是在国民党最后跟共产党搞翻的时候，不许办报的时候，查封《新华日报》，最后的两张，由吴玉章带过去的，这个时间就是1947年2月28号。1947年2月28号，在台湾了一件所谓二二八事件，在重庆也了一件二二八事件，就是共产党的《新华日报》被国民党彻底查封了。可是我们想想看，在没查封以前，共产党利用国共合作的这个机会，那么样千辛万苦地办来《新华日报》，有了多少影响，制造了多少言论自由。国民党派人驻在新华日报，监督他们每一天的稿，《新华日报》还可以报，最后，在查它的时候，还可以把最后的两三张报纸带来，作为纪念，这就是争取言论自由的一些技巧。

中国共产党受尽了国民党打压言论自由的窝气。今天中国共产党…他们也会想通，适度的言论自由，对他们没有害。当国的总统在北京大学、在清华大学演说的时候，现场播的时候，给了国总统言论自由，他们怎么样呢？他们跟你过不去吗？他们并没有。

我过去第一次坐牢刚来，我要印我的书的时候，国民党他们就派了一个老，姓张，他说他是国民党政工学校

当然我讲的话，只是一个笑谈，像台湾不准办报纸，当时不准办，理由一大堆，我给你看看他们的理由：第一，用纸太多了，我们要节约用纸；第二个，报纸太多了，饱和了，不许办报了；第三个，办报人才不够，不许办报了；第四个，现在是作战时间，所以不可以办报了；第五个，办的报太多了，影响了平衡；第六个，影响健全发展；第七个，避免恶竞争。这七说法，从1949年到1983年，连续这么多年，用了七个说法，就是老们不准你们办报。蒋经国临死以前，最后一年，控制不了了，同意办报了，七个理由统统不见了，一个都没有了，就是说：可以办报了。所以，他们涉我们言论自由的那些理由，基本上是笑话，是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笑话。可是呢，他用来搪你，用来查禁你，用来捣你的。这个时候就是我所说的，我始终相信，由于我们个人的努力，由于我们个人的技巧，由于我们个人的圆，而不失掉了我们的标准、我们的尺度，我们会争取一算一，我们可以不断地争取我们要争取的这个权利。所以，这就是我一再相信的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