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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上看,它显然是后代的政治理想,寄托在理想化了的周朝身上而发挥的。《周礼》是中国政制的乌托邦,它提出了不少理想,值得重视。
《史记》封禅书中虽然提到过《周礼》,但《周礼》的出现,却在西汉未年,又因为它的制度与诸经不合,所以被人怀疑是刘歆伪造的,是伪造献给王莽,以利于王莽改制的。
但是,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来检查《周礼》,发现倒颇有一些古代的材料,而那些材料,尚不是后人可以凭空伪造出来的。因此,《周礼》从这些材料的提供上,倒很有研究价值。
因为《周礼》是四万五千八百零六字的精密政制著作,所以古人改革政治,就因它而立说,宋朝王安石变法,便是一例。
戴圣:《礼记》
在流传的礼的典籍里,《礼古经》失传后,一部分内容收在一大堆,"记"里。"记"到后来,只剩下三十八篇大戴记和囚十九篇小戴记。大戴是戴德,小戴是戴德的侄儿戴圣,传说是他们作的。因为小戴记内容易懂,所以学它的人较多,就成了《礼记》。《礼记》进了十三经,但大戴记就在十三经外了。
《礼记》共有九万九千零二十字,其中有许多篇,是给礼做阐释的。礼有"文"和"义"的不同,"文"是节目单中的节目,"义"是节目理论。像书中的"祭义"就是祭礼的理论,"婚义"就是婚礼的理论。
除了这些礼的理论外,还有一些跟札没有直接关系的理论,像《大学》、《中庸》、《儒行》、《学记》等,也收在《礼记》之内。其中《大学》、(中庸》两篇,被宋朝的朱熹看中,抽出来,跟《论语》、《孟子》合而为《四书》,成了儒家的教科书,一直影响到今天。
《礼记》历来也被神秘兮兮的捧着,其实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来看,毫无神秘可言,只是很好的史料而已。
李觏:《直讲李先生文集》
李觏(一○○九~一○五九),字泰伯,江西人。他是北宋的大思想家。二十三岁著《潜书》。二十四岁著《礼论》。三十五岁教书,跟他上课的好几百人。四十一岁时候,范仲淹向朝廷推荐他,说:"李觏著书立言,有孟轲、扬雄之风义,…斯人之才之学,非常儒也。"他在五十一岁死去,被称为"盱江先生"。
李觏是主张经世致用的大思想家,他主张言利,说"人非利不生"、说"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在乐利的前提下,他主张耕者要有其田、不做工不得吃饭、统治者要无私财、和尚道士要还俗去做生产者。…
正因为他的立场是经世致用的,所以,他在哲学思想上,也同步发展着。例如他看《易经》,他就要人不要把《易经》带入象数性命等迷信,而要把它变成"急乎天下国家之用"的书。
李觏比王安石大十一岁,他之于王安石,就像施洗者约翰之于那稣。胡适《记李觏的学说》中未能考订出他们根本是认识的,是一件疏忽,因为王安石《答王景山书》中,早就说他们认识了。
倪国琏:《康济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