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笼统。因为中国思想独尊儒家，思想失之一元化，所以常常古书一翻开，就犯了千篇一律的通病。乍看起来，经常一部书中，什么都包括；但细看之下，所包括的，又极有限，在儒家框框里的同类作品大多大多，而异类的有个性有创见的作品大少太少，在这种情形下，要去做分类，尤其有现代眼光的分类，就非常困难了。

正因为古书众多而。又分类困难，所以有心人就开始想法子，使中国人能够知所选择。这些有心人的做法是列举书目，例如：

一、龙启瑞《经籍举要》，列举书籍二百八十九种。

二、张之洞《书目答问》.列举书籍二千二百六十六种。

三、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列举书籍一百八十五种。

四、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耍目》，列举书籍一百六十种。

五、李笠《国学用书撰要》，列举书籍三百七十八种。

六、陈钟凡《治国学书目》，列举书籍四百八十八种。

七、支伟成《国学用书类述》，列举书籍三千二百种。

八、章炳麟《中学国文书目》，列举书籍五十一种。

九、徐敬修《国学常识书目》，列举书籍二百六十二种。

十、傅屯艮《中学适用之文学研究法》，列举书籍七十九种。

十一、沈信卿《国文自修书辑要》，列举书籍五十种。

十二、汤济沧《中小学国学书目》.列举书籍一百零六种。

十二、吴虞《中国文学选读书目》，列举书籍一百四十二种。

但是，看了这些列举的书目，我仍旧不得不感到：它们没有太多的用处，它们的毛病在不该有的有了，该有的却又没有。它们无法把古书予以现代分类、无法从现代分类里透视古书的推陈出新的意义。同时，它们只提出书目，没有书本，虽然告诉人可以按图索骥，但是骥在哪儿，也要大费周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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