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是遇到更严肃的事情，例如，有一天李德大骂总参谋长刘伯承，指责他在战场上指挥不力。李德责问说：“你怎么可能在伏龙芝学习过？在我看来，你不过是一个庸庸碌碌的参谋人员，你白白浪费了在苏联的时间。”翻译伍修权并没有把这些骂人的话都翻译过去，他觉得自己有义务设法缓和关系。但是刘伯承完全听懂了。他与李德一样，也在莫斯科伏龙芝学院学习过，他的俄文平，是一位定而带学究气的将军。

区正在一派兴盛之中。上海党的领导在1933年初就从上海转褹E到了江西瑞金。李德是后来才到达瑞金的，在上海期间他等来了国际组织派来的又一名级顾问曼弗里德·斯特恩，他的俄国别名叫弗雷德。

彭德怀的第3军团在战场上总是首当其冲，彭对这打法颇为恼火。李德和博古来前线视察和指挥作战时，彭痛心地报告说：战斗的第一天就损失了1000人，派去守卫“永久”碉堡的一个营全牺牲。这个碉堡群是据李德的命令修筑的，国民党飞机、大炮的轰炸把阵地夷为平地，而红军既无飞机也无大炮。彭指，这个仗不能这样打。

“你们这些教条主义者，只不过是地图上和纸上谈兵的战术专家！”

当天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李德说彭应该发动反击，彭反问他军队没有弹怎么反击？彭激动得几乎喊起来，说李德的命令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自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即在李德指挥期间）红军没有打过一场好仗！他继续声喊：

博古等人也不是一开始就盲目地推崇李德的政治思想和作战方法，而是他们的想法在某程度上的不谋而合，那就是以与泽东思想的严重分岐作为沟通的。

李德到中国之后，就知他支持中国共产党内博古领导的那一派，由在莫斯科留过学的决拥护苏联路线的一批中国青年组成，王明是他们的领导。李德一到中国，很快便得到了博古这些拥苏派的信任，他对博古等人大谈凯撒、塔西陀、拿破仑…谈起正规战争更是津津乐。李德一到中国，便很快地否定了泽东的游击战，他认为红军时机已经成熟，是该打正规战的时候了，于是推行了他的街垒战术，归结为“猛烈的短促突击”而这个战术并没能有效地消灭蒋介石的队，相反却让蒋介石的队得寸尺，一地正在吃掉苏区。

在博古、李德等人的瞎指挥下，红军伤亡不断增多，每次战役都要损失2000—3000人，一个又一个县落到敌人手中，引起了许多指挥员的抱怨。在泽东指挥的时候，情况并非如此。周恩来曾告诉埃得加·斯诺，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红军损失了6万人。过去从没发生过这情况，最严重的是1934年4月11日—28日的广昌战役，4000人阵亡，2万人受伤。这是红军遭受到的最惨重打击。这就为蒋介石迟早占领仅有50英里之遥的瑞金扫清了路。事实上，战斗尚未结束，红军的前线指挥就已经转移到了瑞金。

李德到中国来时，仅仅是作为顾问，事实上是博古等人拱手把权力送给了李德，致使后来的红军一连失败。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所著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关于李德和中国指挥官之间的关系有这样一段记述——起初，李德得到了军事指挥员们广泛的支持，连朱德也几乎每天去那所“立房”拜访他，向他请教。其他将军对他的态度也一样，李德还得到有影响*洛甫（他曾在旧金山唐人街当过报纸编辑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力分校的图书*馆员）和受伤的军队负责人之一王稼祥的全力支持。

也有一些队指挥员，尤其是那位心直快的第3军团司令彭德怀很早就与李德发生了争执，第1军团政委聂荣臻与彭的态度非常相似，而第1军团军团长林彪的态度却比较暧昧，他请教李德，认真听取他的意见，因此后来有人指责他有时显得有溜须拍。

上海是苏联地下活动中心，许多国际组织的情报人员都是德国或国籍，国人最受迎。化名克莱伯的弗雷德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曾显赫一时，和李德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在澳大利亚和匈牙利军队中服役，曾被俄国人俘虏，加布尔什维克后，他参加了苏联国内战争，随后去了伏龙芝军事学院。

彭德怀接着说：“多亏红军战士觉悟，否则第1、第3军团早就被全军消灭

在那间四周都是稻田的“独立房里”李德和博古两人很快就沟通了。李德和博古一致认为泽东不过是一个无知的乡下佬，山沟里不了列，在落后的县城也不可能建成克思主义的社会。他们一致认为，红军要大兵团作战，打大仗，有机会要攻取长沙、福州那样的大城市。正在这不谋而合的气氛中，排斥泽东的气氛形成了。他们最后在国际共产组织的帮助下，终于成功了，他们不仅剥夺了泽东的兵权，党权，还对只剩下一个衔的苏维埃主席泽东仍不放心。

像刘伯承这样的指挥员的态度是毋庸置疑的，他公开对李德提质疑，有时是遇到一些小事情——如有一次，李德在战场上打了刘队里的人，还撤了那个人的职——两人都有争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