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绅和知识分子著书立说。后白寿彝编《回民起义》，也只能阙大辑小，因为他无法以这样一个书名，重印《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三百二十卷、《左文襄公奏稿》一百二十卷，以及同治元年至十年《清实录》、甘肃方志和大官文集，尚不说云南。

一九四九年以后，因为“农民起义”乃是马列主义史学的“五朵花”之一，论述西北回民起义的论文多如牛毛。其中当然不乏优秀作品，如马霄石、杨怀中等人的著作。但是纵观全局，大多数论家都有被清代文牍牵着鼻子走的毛病。清代汉文资料是一个能淹死思想的泥潭，或许同行均有同感。

有一个例子发人深省：哲合忍耶教内的一位读书人，家离金积堡不过数里，刻苦求学受了高等教育，发愤立志著述西北回民战争——但是其著作仅仅移录白氏编印的《回民起义》便已过十万言，清代公文的过分罗列，使作品充斥了一种文牍气；逐年逐月、逐堡逐寨的战事叙述，使读者精疲力尽。

这一切，使我久久不敢动笔。前人之鉴证，使我感觉这里有一个方法论的选择。

我是决心以教徒的方式描写宗教的作家。我的愿望是让我的书成为哲合忍耶神圣信仰的吼声。我要以我体内日夜耗尽的心血追随我崇拜的舍西德们。我不能让陈旧的治史方法毁灭了我的举念。

另一种方法也摆在面前。它是由我们哲合忍耶的学者创造的：——用阿拉伯文杂以波斯文转写的汉语借词（即小儿锦）记述教门最紧要的关键；然后把它作为“经”藏匿并暗中流传。只要伊斯兰教在中国能够存活，那么这种“经”便能传世。这是一种奇异的著作，它最伟大的特点便是作家不希望它外传。它对外部世界是拒绝的、难以破译的、保密的。它同时是历史。是文学，是宗教著作。这是真正的内部资料。历史逝去后，只有它最接近心灵曾经体验过的真实。

它的另一个特征是：不屑于是非的评说，懒得做事实叙述，尤其擅长一笔划过十年历史百次争战——它是一种古怪而令人兴奋的文体，在哲合忍耶的术语来说，它近乎一种机密。

我曾一连几年直至此刻为自己沉醉于它之中而不解，这种文体怎么会有如此魅力呢？细细重读，它是那样淡漠。它直接以口语为书面语，不施文采，对自己的苦难牺牲不作感叹。

这种文体的作家主要是哲合忍耶派的一些大阿訇。也许可以推定阿布杜·尕底尔·关里二爷便是这种文体的创造者。世界应当了解中国曾有过这种著述，伊斯兰与回族研究应当首先参考这种资料。

但是，教内史就一定是心灵史么？站在人民百姓一侧就一定能揭示历史真实么？那些残酷的迫害与牺牲确实仅仅是宿命的前定么？整个自然山川社会世事确实仅仅是圣与俗这一对本质的演绎么？

我不能回答。

我只能决定选择接近我的前辈的方法。

按照教内作家创造的一种无法评说的写法，同治年间全部历史可以概括为如下一段话：传说，同治元年爆发了战争。在年年的各个战争中我们是得胜的。四年后战争结束了，我们的权势很大。一些教下高兴地说：“卡费勒再也不能骑在我们头上了！他们没有援兵。

我们的天下是长久的。“很多人都以为如此。但是，毛拉第指十三太爷马化龙章说：”他们还来哩！我们的福分不会长。不出十年，卡费勒要卷土重来。我们的道路还是维尕叶·屯拉的道路。“果然，同治八年敌兵又来攻。我们的人马一天天衰弱，堡子被层层包围。九年讲和，第十年毛拉和家属门人都得了舍西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