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头发的奶奶高兴得笑眯了眼。她扔给父亲一个牛皮酒壶，然后亲热地把我揽进怀里，滋地一声在我额上亲了一下。亲得头皮那儿水滑滑的。我便劲挣出她油腻的怀抱，但又不敢坐在父亲身边，于是慢慢蹭到在一旁文静地喝茶的、一个黑眼睛的小姑娘旁边。她望望我，我望望她；她笑了，我也笑了。

“你叫什么名字？"我打听道。

“索米娅。你是叫白音宝力格吗？”她的嗓音甜甜的，挺好听。

父亲喝足了奶酒，微醉地扶着我的肩头，走到外面去抓马。盛夏的草地湿乎乎的，露水珠儿在草尖上沾挂着，闪着一层迷朦晶莹的微光。我快活地跑着，捉住父亲的铁青走马，使劲解着皮马绊。

“白音宝力格！”父亲一把扳过我的肩头。我看见他满腮的黑胡子在抖着。“孩子，从你母亲死掉那天，我就一直想找这样一个人家…你该知道我有多忙。在这儿长大吧，就像你的爷爷和父亲一佯。好好干，小牛犊。额吉家没有男子汉，得靠你啦。要像那些骑马的男人一样！懂么？”

“骑马？”我向往地问“我会有自己的马吗？”

父亲不以为然地答到：“当然。可是要紧的是，你不能在公社镇上变成个小流氓。”

这样，我成了一个帐篷里的孩子。我学会了拾粪，捉牛犊。哄赶春季里的带羔羊；学会了套上健牛去芨芨草丛里的井台上拖水；学会了用自己粗制滥造的小马杆套用羊和当年的马驹子。我和索米娅同岁，都是羊年生的，也都是白发奶奶的宝贝。我们俩一块干活儿，也一块在小学里念过三年蒙文和算术：夏天在正式的学校里，冬天则在民办教师的毡包里。她喊我作“巴帕”；我呢，有时喊她“沙娜”有时喊她“吉伽”——至今我也不明白草原小孩怎么会制造出那么多奇怪的称呼来，这些称呼可能会使研究亲属称谓的民族学家大费脑筋吧。

草原那么大，那么美和那么使人玩得痛快。它拥抱着我，融化着我，使我习惯了它并且离不开它。父亲骑着铁青走马下乡时，常常来看我，但我已经不愿缠他，只要包门外响起牛犊偷吃粮食或是狗撞翻水桶的声音，我就立即丢开父亲，撞开门出去教训它们。有时父亲正在朝我大发指示，我听见索米娅在门外吆牛套车，也立即就冲了出去。

当我神气活规地骑在牛背上，驾着木轮车朝远处的水井进发的时候，回头一望，一个骑铁青马的人正孤零零地从我们家离开。不知怎么，我心里升起一种战胜父亲尊严的自豪感。我已经用不着他来对我发号施令了。在这片青青的、可爱的原野上，我已经是个独挡一面的男子汉。我望望索米娅，她正小心翼翼地坐在大木缸上，信赖而折服地注视着我，我威风凛凛地挺直身子，顺手给了键牛一鞭。蓝翅膀的燕子在牛头前面纷纷闪开，粗直的芨芨草在车轮下叭叭地折断。我心满意足地驱车前进，时时扯开嗓子，吼上一两句歌子。

十四年前是羊年：我和索米娅都十三岁了。

十三岁是蒙古儿童第一次得到众人礼遇的年头，过年的时候，奶奶给我和索米娅都穿上用牛粪烟熏得鲜黄的、花边鲜艳的新皮袍。我们套上牛车到处去串门，因为是我们的本命年，所以牧人们照规矩送给我们各式各样的礼物。索米娅高兴地数着自己的礼物，一个个地翻看着那些月饼、花手巾、磁茶碗。而我，却不免开始有了一丝感慨：在这样重要的节日，我居然和女人家一样，赶着牛车去串门；而其他有畜群人家的孩子，却神气地跨着剪齐鬃毛的高头大马，随着大人的马队，在飞扬的雪雾中吆喊着，从一个蒙古包驰向另一个蒙古包，唉！我什么时候才能有匹马呢？

索米娅安慰我说：“别急，会有的。奶奶说，过两年，我们向队里要一群牛放。那时你就有整整五匹乘马啦。”

“哼！两年！”我愤愤地朝她喊道“可是这两年里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