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不是抒情诗，小说不应把生活抒情化。

一个小说家是一个存在的研究者，这意味着他与一切现实、他理的一切题材都保持着一距离，这个距离是他作为研究者所必需的。无论何现实，在他那里都成为研究存在以及表达他对存在之认识的素材。也就是说，他不立足于任何一现实，而是立足于小说，站在小说的立场上研究它们。

对于昆德拉的一普遍误解是把他看一个不同政见者，一个政治作家。请听昆德拉的回答：“您是共产主义者吗？——不，我是小说家。”“您是不同政见者吗？——不，我是小说家。”他明确地说，对于他，小说家不只是实践一文学形式，而是“一拒绝与任何政治、宗教、意识形态、德、集相认同的立场”他还说，他憎恨想在艺术品中寻找一态度(政治的，哲学的，宗教的等等)的人们，而本来应该从中仅仅寻找一认识的意图的。我想起尼采的一个气相反、实质相同的回答。他在国外漫游时，有人问他：“德国有哲学家吗？德国有诗人吗？德国有好书吗？”他说他到脸红，但以他即使在失望时也有的勇气答：“有的，俾斯麦！”他之所以到脸红，是因为德国的哲学家、诗人、作家丧失了独立的哲学、诗、写作的立场，都站到政治的立场上去了。

海德格尔本人也不能概括地说明什么是存在，昆德拉同样不能。然而，从他对以往和当今小说的批评中，我们可以知存在——以及以研究存在为使命的小说——不是什么。

对于昆德拉来说，小说不只是一文学裁，更是一看生活的光，一智慧。因此，从他对小说的看法中，我读了他对生活的理解。用小说的智慧看，生活——作为“存在”——究竟是什么，或者说不是什么呢？

一个小说家必须备存在的光，看到比现实更多的东西。然而，许多小说家都没有此光，他们或者囿于局的现实，或者习惯于对现实作某本质主义的象，把它缩减为现实的某一个层面和侧面。昆德拉借用海德格尔的概念，称这情况为“存在的被遗忘”如此写来的小说，不过是小说化的情、忏悔、自传、报、说教、布、清算、告发、披隐私罢了。小说家诚然可以面对任何题材，甚至包括自己和他人的隐私这样的题材，功夫的下见之于对题材的理，由此而显他是一个癖或窥癖患者，还是一个存在的研究者。

在研究存在方面，小说比哲学更有优势。存在是不能被系化的，但哲学的概念式思考往往倾向于系化，小说式的思考却天然是非系统的，能够充分地容纳意义的不确定。小说在思考——并不是小说家在小说中思考，而是小说本在思考。这就是说，不只是小说的内容有思想的度，而且小说的形式也在思考，因而不能不有探索和实验。这正是现代小说的特。所谓“哲学小说”与现代小说毫不相“哲学小说”并不在思考，譬如说萨特的小说不过是萨特在用小说的形式上哲学课罢了。在“哲学小说”中，哲学与小说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的。昆德拉讽刺说，由于萨特的《恶心》成了新方向的样板，其后果是“哲学与小说的新婚之夜在相互的烦恼中度过”

小说以研究存在为自己的使命，这使得小说向哲学靠近了。但是，小说与哲学的靠近是互相的，是它们都把目光投向存在领域的结果。在这互相靠近的过程中，代表哲学一方的是尼采，他拒绝系化思想，对有关人类的一切行思考，拓宽了哲学的主题，使哲学与小说相接近；代表小说一方的是卡夫卡、贡布罗维茨、布洛赫、穆齐尔，他们用小说行思考，接纳可被思考的一切，拓宽了小说的主题，使小说与哲学相接近。

存在不是理，小说不是

的使命不是陈述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而是揭示存在的尚未为人所知的方面。如果仅仅陈述事情，不这些事情多么富有戏剧，多么引人胜，或者在政治上多么重要，有多么大的新闻价值，对于阐述某个哲学观多么有说服力，都与存在无关，因而都在小说的真正历史之外。

今日世界上，每时每刻都有人在编写和版小说，其总量不计其数。然而，其中的绝大分只是在小说历史之外的小说生产而已。它们生产来只是为了被消费掉，在完成之日已注定要被遗忘。

只有在小说的历史之内，一作品才可以作为价值而存在。怎样的作品才能小说的历史呢？首先是对存在作了新的揭示，其次，为了作这一新的揭示，而在小说的形式上有新的探索。

其实，小说之与哲学结缘由来已久。凡是伟大的小说作品，皆包着一哲学的关切和光。这并不是说，它们阐释了某哲学观，而是说，它们总是对人生底蕴有所关注并提供了若新的刻的认识。仅仅编故事而没有这哲学内涵的小说，无论故事编得多么彩，都称不上伟大。令昆德拉遗憾的是，他最尊敬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只重视诗，忽视了小说，而“正是在小说的历史中有着关于存在的智慧的最大宝藏”他也许想说，如果海德格尔善于发掘小说的材料，必能更有效地拓展其哲学思想。

如果说在政治和商业、宗教和世俗、传统和风尚、意识形态和行思、社会秩序和大众传媒等等立场之外，小说、诗还构成一特殊的立场，那么，这无非是指个的立场，学的立场，独立思考的立场，关注和研究存在的立场。在一切平庸的写作背后，我们都可发现这立场的阙如。

存在不是戏剧，小说不应把生活戏剧化。

三存在不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