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便是桂她父亲。不知前边我是否已经介绍过，她父亲是场女校（小学）的教务主任，其人经历不凡。要用我自己的话来描述，这是一个“圣徒”式的人。无论长相，还是气质，还是多年来的行为，都很像西方早期宗教绘画中的“圣徒”黝黑清瘦的脸庞，细长的躯，略略地前倾着；陷的窝里永远蕴着一疲惫执著而又麻木呆滞顽的神情。给人总的一个觉，他总是不知疲倦、毫无悔意地在关注着自己以外的这个世界。惟一欠缺的是一件中世纪时留下的用亚麻布制的圣袍了。那是一宽大的带罩的棕的袍。不记得我是否跟你们说过，他当年正经是个“黑”也就是说，他是个盲人员。岂止是盲，准确说，他是“逃亡”来的。大约也就是在我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他从老家“逃亡”到冈古拉。“逃亡”前是河南上蔡，还是河北获鹿，还是湖南桃源一所县中的教员，就记不太清楚了，反正是一个中学教员。当初不知因为了怎样的一档事，跟县教育局的领导闹翻了。据说是他支持中年级的学生成立一个“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来查清这个研究会“幕后”是由几个返乡度假的北大学生策划组织的。）他们还要版自己的油印刊，并且已经试印了一期，到散发。刊对当时——五十年代中期盛行的某些农村政策说三四，品论足。据说，这件事当时也是惊动了很层面的领导，下令要力劝制止。一是不能私自成立什么“研究会”即便是“克思主义”的，也不行，尤其是不能搞什么“油印刊”甚至动员了那些学生的家长来“说客”最后只剩下几名学生和这位老师，拧着脖梗，死活也不肯认错。上面的意思是，学生可以不追究，但教师不认错，就必须置。学校领导找这位“老师”谈话，希望他“悬崖勒”“好自为之”他觉得自己没错。他觉得他们是真诚的，他们在油印刊上说的一切，都可以公诸于世。县教育局的领导觉得他实在太幼稚，便联合县公安局一起，给他下达了个留校察看，以观后效的分决定。这在当时来说，应该是很宽大了的。让他在分决定上签字，他却不签。他说：“我没任何对不起革命事业的事。你们可以把我派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考验，考验我的信仰，我的忠诚程度。如果我经受不了这考验，再分我也不迟。”由于态度不好，追加分，开除教职，并明确告诉他，如果再不老实，就可能会被送去“劳动教养”当时全家人都劝他去认个错，他妈妈几乎要向他下跪了。他却说，请你们不要勉我。我自有我的办法来向这个世界证明我的忠诚。家里人说，你现在连“饭碗”都丢了，还谈什么忠诚？他笑笑。不答。没过几日，趁一个清早，天还没全亮，家人还都在熟睡之际，他悄悄地走了，带上最简单的一行李，没跟任何人告别，也没向任何人说明，一直向西，向大西北方向走去，寻找一个最艰苦的生存环境，以向世人证明自己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程度。既没有带任何组织手续，也没有带任何份证明，只揣着十斤粮票和仅有的十二元八角人民币，作为一个“黑”“盲”他在冈古拉落了脚…他当时是整个冈古拉地惟一一个读过大学，又教过中学的人。福海在组建场女校（小学）时，把他调来当了“代课教师”因为“黑”份，他的“代课教员”的份一直转正不了，就这样“代”了十年课，拿了整整十年的十九元的月工资，也在沟底下那个“黑区”里住了整整十年。其实，从他女校的第二年起，就成了学校的业务骨，很快又成了校长离不开的“左膀右臂”：全校的课表是他排的；第一堂公开教学示范课是他执的教鞭；寒暑假期间对其他教员行业务培训，修，也是由他来组织行的，等等等等，但他的正式份却一直只能是个“代课教师”也仍然只能住在沟底下的“黑区”里，以十九元的月工资领导着一群三十八元九角二和五十一元一角五的正式教员。对此，他一直毫无怨言。到第十一个年上，福海才下决心把他从沟底下搬了上来，才摘去了他“代课教师”的帽，籍为在编的正规国家工作人员。那天，他们全家都抱痛哭了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