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和我的知青伙伴全很会吃，一餐吃个半斤八两是常事，当然拉得也很多。知青的后面有一土砖茅屋，粪池常常没有几天就满盆了。那时候吃得多一是劳动度过大，二是油少得可怜，炒那么大一锅菜只放一瓶盖油，菜上本就没沾油，只有菜汤上飘着几颗迷人的油珠。二十几个男女知青吃那么油，当然就要发狠吃饭才行。现在猪吃的潲油都很重，真所谓生活迈了一大步。我们那时候生活很苦，在我们下乡的大队，一个全劳力一天的劳动价值才抵人民币八分钱。在当时正好是八分钱一个，一天的收才能吃一个！

你的脸盆，我笑笑说，用脚把脸盆送到她的脚旁。她瞅了我一，没说话。

就这么回事。

一九七四年我从长沙市十一中学中一毕业就打起背包发了。那年与我一届毕业又一起下乡的有三个人，其中一个是我恋的方琳。记得我们三个知青是搭一辆往知青送油的南京牌卡车去的。那是十月里一个晴朗的上午，我们三个知青先后爬上了卡车车厢，车厢里放了一缸菜油一缸猪油和一缸酱油。我们的行李就搁在这些缸盖上，各自好自己的东西。我那天是第一次见到方琳。方琳不住在我们H局的宿舍里，而是住在她父亲单位上（她母亲在H局工作）。那天上午九钟，她第一次走了我的帘，穿当时相当行的文工团服，一手提着白铁桶一手拎着红塑料壳瓶。她父亲为她提着一大箱，母亲掮着她的行李包。我不认识她那个瘦瘦的父亲，但认识她那个早已迈中年却梳着一条姑娘才梳的长辫的母亲，她母亲是H局办公室的普通，因为四十几岁的人了还梳着一乌黑的长辫当然就有几分让人不顺而遭人背后讥诮，于是我理所当然地就认识这位长辫女人。

我现在不大乐意见到绿，绿太容易让我掉回忆的泥塘了，那个泥塘里我的灵魂是灰暗而且痛苦的，当然是为情痛苦。

一半是于鼓励他和刺激他奋力向上的思想，现在从她嘴里吐的冷讽中却着几缕自内心的冷漠了。为丈夫的汪宇当然不难尝来。而且，有好几年都不注重穿着的她，忽然就讲究起来，十天半月总要到服装城去遛一遭，买一两件合的新衣，一回到家里就冲着镜左照右照转来转去的。她当然不是为他打扮。她还跑到省歌舞团去学“国标”每天早上还站在台上压，她倒是对生活充满了信心。他看在里，嫉妒在心里，冷言：“你以为你还只二十岁呀？三十几岁了还尽是劲！怎么不多心事到儿上？”她不听他的，照样每天晚上去歌舞团学她的“国标”

千真万确。

长辫女人的女儿一下就迷住了我。

就这么回事。

这便是知青生活时常撞我脑海的一大原因。这张俊的脸上有一双忧郁的睛令我神往。这双忧郁的睛知我情地着她，但她只能回避，因为她已经把自己的情给了汪宇，无法再分一半给何平。

何平，这双睛在我梦里说：我很汪宇，我很汪宇，我不能又接受你的。

我当知青的那个时候，太是绿的，天空也是绿的，大地更是绿绿的一片，我生活在那个绿世界里，的是充满着绿的梦，瞧着的却是一张张绿的脸。那个世界一直如烟一般在我梦中萦绕，不是说每天都梦见知青生活，那本事本人还没有，但隔那么一段时间（长则几个月，短则几天）知青生活便能很好地侵我的梦境。我曾企图赶走这怀旧的心绪，就像某人想摆脱某件早已厌倦的事似的，但“她”却像一条善解人意的狗能狡猾地躲过我的理智，当我完某件事后很称心或很不称心地躺在沙发上休息，睛望着窗外的天空想认认真真地休息片刻时，这条“狗”蓦地就扑我的心怀并牵引着我的思想（另一条狗）到那片绿的世界里去漫游。

南京牌卡车在九半的光里驶H局大门，冲完一条长长的下坡，接着朝很陡的上坡时，方琳的绿脸盆从她脚旁很好地到了我的脚前，这当然就提供了一个我可以同她说话的借。

汪宇完烟，起步卧室打开屉，拿了三百元钱“我今天无论如何要去知青，”他下决心说。他打开大柜，拿平常客时才舍得穿的蓝隐条飞鱼牌西服，穿上，系上一廉价的黑底红领带，亮上海牌鞋，穿好，然后就神焕发地了门。

那片绿里有一张绝对俊的脸印在我脑上了，这么多年弹指一挥间地逝了这张脸却仍清晰可见，恍若浮雕，怎么也抹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