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和儿子要点钱，姚银章不许她出寨子。她想写信给儿女，信也给扣下了。左邻右舍，寨邻乡亲，都被姚银章警告说：必须与这个专政对象划清界限。怎么办呢？只有变卖屋头的家什和衣物来过日子。

姚银章当权之后，做了大队革委会主任。他高叫农业学大寨的口号，每次群众大会都喊批判“工分挂帅”在整个韩家寨大队推行按人口评工分的“革命路线”只要出工的，每天一律评十分，不管其活路质量高低好坏。群众说，这么一来“出工像条长龙，收工像一窝蜜蜂”到了田土头干活拉开大帮，不是光图数量，便是站着闲摆。坐下一歇气，可以休息一两个小时。韩家寨本来粮食产量就低，这一来，就变得更低了。姚银章说，这没关系，只要路线正确，产量迟早能上去，关键在提高大家的社会主义觉悟。收的粮食，交了公粮，吃到第二年春天就断粮了，群众都叫锅儿要吊起了。姚银章又成了英雄好汉，他召开全大队的社员会，扠着腰拉直了嗓门高喊：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让饿死一口人。这不是解放前了，解放前遇到灾年，穷人都要饿死，现在饿不死！我不是韩德光，打肿了脸充胖子，上面拨下救济粮、回销粮还要死扣着少要。我找公社多要些，让家家户户度过这难关。”

他把实情一报，果然拨下了几万斤救济粮和回销粮，姚银章按亲疏远近的标准，照三级发放了这批救济粮。他的爪牙和帮凶，通统得到了最高数量的救济。一般听他话的社员，愿意跟他走的人，通统得中等数量的救济。凡是和他关系不大，或他认为不敢跳的社员，都得到了少量的救济。至于坚决反对他的人，他一颗粮也不给。不但不给一颗救济粮，连一斤回销粮也不派。他头上戴顶革委会主任的帽子，又挂着纳新党员的招牌，干了这一着，既迷惑了人，又笼络了人，还打击了人，在韩家寨大队，果然树起了“威望”

在缺粮的年成，粮食就是命啊！好些人明明知道这个人奸诈，会玩弄权术，也迫于他的淫威，不敢说话了。哪一户社员，不是有老有小，要过日子啊！

韩德光这个“专政对象”当然是得不到一颗粮食的。日子越过越艰难了，没有粮吃，老伴上坡去挖些蕨巴、野菜和着，勉强度日。一两年没扯布，老两口穿着补钉上叠补钉的衣服。当实在过不下去时，袁明新大伯有时扛一包米来，袁昌秀或是捧一小罐油来。常常一夜过后，后门口，屋檐下，会放着一碗碗白米、一小袋一小袋包谷。深更半夜，裂开的泥墙缝里，索索发响，会塞进一张几元的钱来。尽管姚银章把这作为反革命事件追查过，可这样的事情还是不断地发生。

是这些，鼓舞着韩德光坚强地活下去。他虽然被压，可他晓得，好些社员的心，是和他贴在一起的。但命运不饶人啊，艰苦的生活，精神上的重压，无偿的劳动，主要是毒打留下的残疾，终于把德光大伯逼得病倒了。

他不能上坡了，不能出门了，他躺倒在床上，再也看不到寨邻乡亲们投来同情的目光了。韩德光心里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痛苦。在开始育种的时候，德光大伯精神上有准备，准备在科学实验的征途上，和各种困难斗，在这样一座火焰山上闯一闯。他没想到，他会碰到比闯火焰山更大的困难哪！他知道，这是斗争，这是对他的考验，他要挺身站出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