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钦世的声调里明显的自我嘲讽：“哈哈，这是为革命嘛！哪能叫苦叫累？我们死都不怕，还怕脚走酸了？”

刚才从寨路上走过去的那帮上海知青说的话，她全听懂了！

雨势猛，雨大，下过一阵，乌云散开，雨便渐渐下小了。

章国兴说：“逮捕了程旭，对阿拉集有啥好呢？先的牌也靠不住了…”

等她把爹这几天里的砖瓦全遮盖好，这阵雨正下得。袁昌秀决定在茅棚里躲过这一阵雨，再回寨去。

风着草帘“呼呼”响，雨打在砖瓦场捶结实的黄泥平地上“嗒嗒”响。袁昌秀站在茅草棚里，亮着电筒，顺手把爹的瓦筒布理好，又把杂的谷草束好，堆成一个可以歇气、烟的坐垫。姑娘可细心哩，她心里说，爹砖瓦累了，燃烟，走这儿来，就能休息一阵，也比坐在泥地上落心、舒适一嘛！

“脚走酸勿要，”沈兆的大嗓门在说：“程旭和慕蓉支逃走了，才是大事呢！”

本来想叫住他们的袁昌秀，像被一辣烟呛住了，嘴张开来，却说不话。上海知识青年到韩家寨三年多来，袁昌秀时常和那些姑娘们接，听她们互相之间说家乡话，有时候还取笑她们的怪声怪调，像在讲外国话一样。久而久之，尤其是和慕蓉支成了知心好友之后，图好玩的昌秀也学几句上海话。什么“阿拉”就是“我们”啰。“不来三”就是“不行”啰“阿木灵”就是“呆呆脑”啰“今朝”就是“今天”啰…昌秀还真学了不少。尽她讲起上海话咬音很不准，可他们说的话，她基本上都能听懂。

田埂两旁的青草上挂满了雨珠，撩拨着昌秀的，一会儿便把两条打得漉漉的。

和这些人比起来，程旭截然不同。他不是需要什么了，才去社员家里坐坐；他也不是图好玩，消磨时间，去社员屋摆摆龙门阵；他更不是为争一个好名声，对寨邻乡亲们笑脸相迎，有求必应，拼命在各方面逞耍能，表现自己。他是一扎德光大伯的事业里，泥里来、里去，没日没夜地在研究稻良。衣服脏了，他顾不得洗；发长了，他没想到去理；吃饭时间到了，他还不知。他是专心专意地搞科学试验，一门心思琢磨怎样提整个寒山区的粮产量。有一回，昌秀问他：

走到拐弯，前面传来一阵喧哗，几支电筒朝坝墙、树梢、院坝晃着，脚步声踏得很重。昌秀一听声音，就晓得是那一帮上海知识青年，他们都在用上海话讲着一件什么事，声音大得能把睡着的人吵醒过来。昌秀刚要叫住他们，请他们嗓门放小些，几句对话陡然了她的耳朵：

她像莫名其妙遭了打一样，简直不敢相信，程旭会遭逮捕。

凭啥逮捕他？是哪个要逮捕他？程旭他犯了什么罪？他那样一个老实的年轻人，除了看书就是工、育良，莫非也要被投监狱？

袁明新收住了脚，糙的手摸着下，咧开嘴，满意地“嘿嘿嘿”笑开了。他知幺女儿能这件事，刚才那么说，只是跟女儿客气客气罢了。

离茅草棚不远的砖窑里，这一窑砖正闭窑。缕缕白的烟气，在风雨之中，袅袅地横飘过去，消散开来，慢慢地升腾上去。

“笃定笃定！”知识青年集的长陈家勤接着讲：“慕蓉支决不会跑。程旭嘛，要逃也逃不走。”

“程旭，你是上海知青，人家说，你们是南来的燕北去的鸟，早晚都要飞的。你

袁昌秀跑茅棚，把预先编织好的一个个草帘抱来，遮盖在砖瓦上面。她一会儿冲茅棚，一会儿在砖瓦边铺遮，张得不亦乐乎。

袁昌秀冒着风雨，冲到寨外砖窑旁边的砖瓦场地上，爹白天的砖瓦，都搁置在天。这几天，一连几个大太，袁明新想把的砖瓦一气晒，等下一窑砖窑装窑时，就能装去了。没料到凭空来了这一场雨，要是不及时把砖瓦盖上，只一会儿工夫，就会把这些砖瓦的泥坯通通砸成烂泥。

…

走了韩家寨，昌秀熄了电筒，踏着青岗石铺成的寨路往前走。二十年来，对韩家寨上的每一级石阶、每一条寨路的宽窄低，昌秀都熟得像自己家里一样，不用亮，完全能走。

三年多来，程旭和德光大伯、袁明新成了脾味相投、互敬互的好朋友。由于要育良，程旭常到袁明新大伯的屋去，和袁昌秀也非常熟悉。德光大伯和袁明新都很重程旭，他们不止一次在昌秀面前说过，这小伙踏实、本分，待人诚恳，吃得起苦，是一个好青年。昌秀也从比较、鉴别中看得，程旭和其他一些知识青年不同。一般的知识青年，和山寨上的贫下中农，关系都很洽，客客气气的。也有相不大好的，像沈兆、常向玲这些人，开闭，叫社员都叫“阿乡”

“今朝是白走一趟，脚也走酸了！”这是莫晓晨的声音。

袁昌秀上麦草帽，扯了扯蓑衣，亮起电筒，踏着泥泞的田埂路，走回山寨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