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我只得满怀妒忌地望洋兴叹，却又无可奈何。有什么办法呢？谁叫我一年中总有半年要差，要下基层去农村，要应付写作和编务，要一个接一个去开有时候重要有时候不那么重要的会议呢。不过，只要我从外回来，一回到我的坐落在黔灵山麓的家里，我总会到疲劳和困倦会顿然消失，总会觉得温和在其他地方永远也得不到的快活。就如同游弋驰骋在辽阔海洋上的舰艇到了平静的港湾里。

我得坦率地承认，我不是一个模范丈夫。我每天的任务仅仅是送孩去幼儿园，到了傍晚再去把他接回家来。这对我来说，常常只是离开书桌的一散步和休息。更多的时候，我总要等到她关照家中没米了，才想到该去买米；也总要等到她提醒我煤烧完了，才跑下楼去煤棚搬煤。这都仅限于我正在读书、看杂志或听音乐时，她才喊我。如若我正在桌前想着什么，写着什么的时候，她是决不喊我的。这样的默契不知是什么时候达成的。这决不是真正的男士风度，一旦意识到这，我总愿意帮她去些什么，或者在她的事情中冷不防上一手，以此表示自己也是个勤劳的人，但这类良好的愿望，往往是以我的“越帮越忙”、“尽洋相”被她奚落几句而告终。

已经走过来了的这条生活的路，也像两个山寨之间的小路一样弯弯曲曲，崎岖不平。1972年冬天，她调到电厂当学徒工去了，而我仍然还孤零零地生活在荒寂僻静的寨里，直到1979年。我们之间仅靠书信相互联系，沟通情。我们是在1979年的元月结婚的。结婚的时候，我还没有工资，连粮票也没有人付给我。而她已是个带着几名学徒工的老师傅了。婚是在上海结的，借的我妹妹那间小屋，想到还将回到遥远的山区，我们几乎没有添置任何东西，仅一百几十元请了少数亲友。我当时也觉得很寒碜，不过我们更多的是觉得满足，分离了整整六七年之后，我们总算走到一起来了，总算可以一携手并肩去走今后的生活之路了。婚后我随她来到山清秀的猫河畔电站，那里的山野散发着清新的泥土气息，那里的草坡上总有各野开放着，隔着渊一般的河谷，时常还能听到猿啼鹿鸣，星期天到山坡上去，总能采回好多草莓和香菇。风光可谓，山可谓秀，但毕竟是人迹罕至的山沟，困难是明摆着的。首先是没有房，她住在集宿舍里，我也在另外的男职工屋里搭了个铺。后来同她住一个屋的女生结了婚，那间小小的五个平方米的宿舍才分给我们。再后来电站正式盖了家属宿舍，我们总算分到了两间屋，有了一个稍稍像样的家。1982年初往贵城里搬的时候，我对猫河畔还真有留恋，没有什么特殊原因，就是因为我的长篇小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风凛冽》、《蹉跎岁月》是在这里写来的，我的一些中篇小说也是在这里写来的。这里远离市井的喧嚣，远离人世的烦扰，长途客车两天来一回，报纸只能看隔开一个星期的，是个安心写作的好地方。

尽如此，我仍希望自己是个好丈夫、好爸爸。在孩要求我的时候，哪怕再忙，我也陪她和孩去黔灵公园走一走，爬爬山，在湖畔散散步，动园逗逗熊猫和孔雀。有时候，我真恨不得千方百计、挖空心思讨好一下孩，给他买整整的小人书，给他买妈妈没买的贵重玩，可不知为啥，孩还是和他的妈妈更亲。

从队落生涯里走来的对对情侣，大约都有这样的会，在经历了很多的分离，在有过很长时间的两地相思之后，我们都更懂得了情需要珍惜，随着岁月的逝加倍地珍惜。珍惜，就得有充分的谅解和必要的容忍。这并不等于说，在我们的小家里永远是光明媚，永远像小溪般地轻低唱。不是的。世上大概还没有一对永远也不闹矛盾的夫妻，在怎样教育唯一的儿这个问题上，在我的小说展到不顺利的时候，在她不适的日里，我们免不了总要拌嘴，有时候也像所有的人一样会发脾气，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但到来总有一个人先冷静下来。而且在事后我们都会先检讨自己的不是。

希望她晚上走，我好去送她，再后来我们便在这条山乡里的小路上幽会了。山乡里的劳动是繁重的，知识青年的业余生活是枯燥的。我之所以能在队落的岁月里持埋写小说，一多半都是因为情的力量在鼓舞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