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心情是一样的，不喜这个城市。

当我举家搬贵的时候，贵已不是我队时那个混不堪的省城了。毕竟是80年代了，贵也充满了的生气，充满了令人兴奋的活力。我尽自己的适应能力，以图尽快地省城社会的生活节奏。作家的份使我有了很大的宽容度和接面，1983年，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使我和省城社会的各族各界都有了广泛的联系。我为省城里的居民伸张正义，我到大小厂矿去采访，我兴味郁地观察着窄窄的巷里的一切，我津津有味地品尝着省城里的风味小吃，并且职业地收集关于省城历史的材料。我记录下和"恋豆腐果"有关的几个民间传说，我还和人讨论旺面究竟起始于哪个年，我有意识地记下那些解放前地方军阀的奇闻轶事，我甚至还留神到，即使到了八九十年代，省城贵的人们还是像三四十年代那样津津乐地讲军伐周西成买汽车抬贵的故事。前4年，我居住在贵的名胜黔灵山麓；后4年，我又居住在"从碧玉环中"的甲秀楼边，都是省城里的风光名胜，都是贵人引为骄傲的地方。几年时间，我走遍了省城里的大街小巷，上至省长市长，下至黎民百姓、普通职工及打工的"川军"，我和他们都有所接并打过。我还担任了近10年的省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在这个组织里结了很多世世代代居住在省城里的朋友。我开始熟悉省城、喜省城，并且确实考虑过要一辈居住在这里，当一个内地省城的居民。更为令人惊奇的是，在离开了省城多年之后的今天，我还会时不时地思念起省城里的生活。到南明河畔散步，到黔南第一峰登山，星期日的清晨，到偌大的山青碧的黔灵湖上泛舟。哦，省城！在我的命运轨迹里，已经留下的印记。大约在居住了六七年之后，我开始用手中的笔来表现省城的生活。一是《省城里的风韵事》，另一就是《家的影》，第三则是《炫目的云彩》。三书都是15万字左右的长篇小说。这三书最早的构思篇幅都远远大于后来完成的字数。起笔写的时候，我都计划要写40万字。但是都在写到10万字的时候改变了主意，写成了现在这个样。什么原因呢？思来想去，总觉得再往下写，故事仿佛还是能读下去的，但是，意思也就是那么一了，于是乎就决定刹车。这一层意思我在其他的场合曾经讲过，算不得新鲜。没有讲过的另一层意思，那就是对于省城来说，我终究是一个外来者，和从小生活在省城里的人相比，我缺乏的是一从上开始的验。我不熟悉省城里拉煤的小工我不了解省城破街陋巷里的生活，我几乎很少同省城里的小市民打。在省城社会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作家了

但绝没有想到，若年之后，我会成为这个城市的居民，而且一住就是8年。1982年，当我搬这个城市的时候，我差不多已经习惯了乡村里的幽静生活，习惯了山野的情趣和大自然的风光。但是，我必须走来。《蹉跎岁月》这本书的版和电视剧的播，使得本省和外省的许多文学界的朋友们要来找我。他们大多数是来约稿，也有来拍电视专题的，来采访的，来文学访谈的，来朋友的。我居住在山老林一般的猫河畔的电站上，两天才有一班从省城开来的班车，只停半个小时或是一个小时，使得要来找我的人很不方便。有一次，四川文学研究所的一位年轻评论家从成都拍来电报说要来找我，他从成都飞到贵，又从贵坐了颠簸的班车来到电站，在电站修建的歪歪斜斜的芦席棚招待所里整整住了3天，完成了预定的关于写我的报告文学的任务。回去那天，我攀山走小路，送他到设在岭腰间由木板搭起的临时汽车站，才拿到他在成都拍来的电报。他虽然离开了电站，但是，到了贵之后，还是没有买到回成都的机票，结果只得在旅馆里过了节。这件事使我至今想起来心中都不是滋味——类似的难堪事当然还不止这一件，遇到的多了就促使我下决心要到城市里去。我的早在1979年就已落了贵，于是，我们小小的三之家就此成了省城里的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