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记不清楚在安德烈那儿呆的三天我都了些什么。我只有一个印象，就是我在不断地熨衣服。躲藏在熨衣服这桩事后面，我可以好好发呆。或许，可以放肆地胡思想。

我跟着安德烈回到他的房。那一夜我跟他话都极少，我奇怪他没饮一滴酒。我却为自己倒了一杯红酒，说：你不要来一杯？

我记得我沉沉地醒来时，已是上午十。安德烈已去上班了。我一向很惊讶他那么大个人怎么会有那么细微的动静——他在我睡着时，轻得跟魂似的，从不惊扰我的睡眠。他在床柜上放了半杯和几粒维生素，一堆币，一把去室内游泳场的钥匙。他总是担心我门忘带币，乘公共汽车或地铁或打发乞丐，都会犯难。他也总是迫我吃维他命，却并不用语言迫，而是把它们搁在我跟前，也替我倒好，意思是：看你好不好意思不吃。

你现在是坏心情？

我便回答他刚才说了什么什么。

面对着四十多年前与我母亲不辞而别的刘先生，我尽情地跑神。这个四十多年前了天涯断人的老人，此刻正一层层打开他情的木乃伊，让我接近他封存的青。他娓娓地讲述，每讲几分钟便一段妙的痴呆，然后他会说：菁妹，麻烦你给我一杯梧桐树。我便去为他端一杯矿泉，或者。我至多不会超过三次误差，就猜中他真实的意图。他有时会怀疑我是否在听他讲话，他便拉拉我的手，说，我刚才说了什么？

那就让它作废。我给你另外买张机票。

改个航班。

信不长，相当客气，大致内容是说他与我只存在厚的好。而他真正的，是一个画画的女孩。他为自己那天的行为了歉。

我对华盛顿最后傍晚的记忆，始终鲜，如同尚未形成疤痂的创面。我记得劳拉典雅的香气息，跟安德烈的克隆在小餐桌上得那样好。我直到现在一回想那个晚上，记忆便是嗅觉的。安德烈、我、劳拉，坐在一个吵闹至极的爵士吧里，听着六人组成的爵士乐。六个人都像里昂一样，沉沉地、文雅地愤怒。

他笑笑说：我前两天忽然意识到，好酒不该给坏心情去糟蹋。

竖中指，然后告诉他们：国法律神是：我是无辜的，直到你证实我有罪。为什么你要合他们？！你看上去一儿也不愚蠢！…

安德烈的暴怒更让我到，在我和他之间，从他去芝加哥那天起，一个谜就开始存在。

我追上他，问：到底发生什么了？

我说：嗯。

所有的温、闲适，一下全消失了。我觉得什么东西戏了我。我无法确定，被戏的觉是不是被“好”这个词刺激来的。我饮完最后一黑咖啡时，心想：那些莫名的好觉总算给命名了。如此将就、蹩脚的命名。

我一粒一粒地吞服维他命，嗓哽噎：此生不会再碰上比安德烈更珍视我的男人了。之后我去淋浴，洗发。我发现安德烈这个舒适的窝可真有腐蚀力。等我从淋浴里来，我便失去了再投贫穷生活的气力。我照常站上电重，看自己这“命一条”还剩多少斤两。

他意识到自己的俄罗斯脾气，站下来，嘟哝着向我歉。他说：他们的恶劣，大大超了我的预期。然后他看一表说：你的飞机上要起飞了？

不行，这不是能改航班的那机票。

他丢开我，大步朝前径自走去。

他便知足地笑起来。我的独立思考越来越不影响我跟别人共同行的活动或对白。这一大概要归功FBI。也或许归功我从小的成长环境。是心非让我活得方便不少。如果人们因此认为我不诚实，那也只好随他们的便。对于我一，心里一这个格特，我一儿办法也没有。我不是存心的。当刘先生讲着他三十岁的独白，他也一儿不认为他的那一重真实和现实的这一重真实有什么不吻合。他不是存心要跟客观矛盾。于是我和他都能舒舒服服地各想各的，各说各的。

我说的是前两天。他见我还想打听，就说：等我心情彻底好转，你再跟我打听。

当我裹着洁白松的巾浴衣，坐在餐桌边喝咖啡时，我像未来的维斯副大使夫人那样闲闲地翻看着报纸。报纸下有一些拆开的账单和信。一封信的字迹相当熟，我从它的隽永、略微的神经质上判断来，它自里昂的手。我赶展开它。